宣泄·叛逆·狂歡·群體歸屬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體育文化中心主任金汕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源自北京下層文化的國罵，現在全國流行，迎合了現代人壓力大、尋求宣泄的心理需求。
對此觀點舉雙手贊同的女球迷郭子，供職于一家時尚類媒體。平時絕不說臟話的她，一進球場，就能扯開了嗓子大罵。“賽場外不能做的事，在這里我都做了，特別痛快。”她說。
如果遇到裁判吹黑哨，憤怒的球迷喊過幾聲“黑哨”后，往往就變成了整齊的國罵。“裁判不厚道，我們當然也不厚道。”中學時代熟讀王朔的郭子，認為這種以惡抗惡的痞子式邏輯至少適用球場。
王朔，這個小說產量驚人，但一開口就語驚四方的文壇異類，從不避稱自己是流氓、痞子。文化學者朱大可在《流氓的盛宴》一書中提出“王朔主義”，他認為構成王朔主義的三大要素之一為“大雜院出身街痞的油滑貧嘴”。
而另一個文壇異類王小波，辱罵在他的小說中也時常可見。他的辱罵有著接近叛逆的含義，批評家崔衛平用“狂歡”一詞來指稱。崔衛平認為：王小波的小說是“用現代漢語寫作的狂歡體小說”，而“狂歡……是對日常生活的逃離……打破來自觀念的和來自身份、地位、階級關系的各種等級制度”。
魯迅，在雜文《論他媽的》中，指出國罵的另一項含義：一對父子守著飯菜互相勸吃，每個人一開口先來句“媽的”，“簡直醇化為‘我的親愛的’意思了”。
而對京罵聯盟這樣的組織，成員年紀都不過20歲上下，尚談不上“文化傳承”。《麥田里的守望者》中的考菲爾德，和他們正年紀相仿。這個美國現代小說中最出名的叛逆者形象，以滿嘴的污言穢語攻擊他所痛恨的成年人世界——在那個世界，他的哥哥只愛綠色的美洲豹跑車，老師整天說些無聊話。他立志在麥田邊，守護隨時可能跌下懸崖的孩子（純潔心靈）。謾罵，成為他對抗成人世界的武器。
郭子說，當球迷對著主隊喊“xx，NB”時，似乎也是相同的意思。“罵得時候，也沒覺得這些是臟話，就感覺自己是球迷中的一員，情緒和眾人一同起伏。這背后，其實是群體歸屬感作祟。”
在辦公室里，還能找到相似的情景。一家創意企業的職員吳先生，對見到他們就喜歡來兩句國罵的老板很有親切感，“他像個哥們，沒有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
當然，吳先生和同事都知道，和公司高層開會時，老板是從來不說粗話的。
比賽易引發野蠻舉動？
但10年前的球場上，沒有集體性的國罵場面。一位老球迷記得，國罵在賽場上流行，似乎是在1997年前后。
也許那個發生“斷裂”的時代，眾多下崗的工人、愁鹽米的主婦、賺不到錢的老板、工資只出不進的職員，有著足夠多的心理壓力，需要釋放到球場上。郭子說：“現在那么多人愿意上網發泄，按小時付費罵人，不也出于同樣的心理需求？”
不過幾位老球迷認為，幾十年來，整個社會都承受過量的心理壓力，應該尋求另外的原因。“很多人是在1994年中國轉播世界杯賽后，才發現球迷作為一個群體對現場的掌控能力。”老球迷說，“那么多人一起勾著胳膊跳，揮舞著手臂形成人浪，或齊聲高唱，有節奏的鼓掌，球隊的精神狀態都能受其影響。”
當時國內的球迷，還停留在各顧各的局面。一位老球迷說：“從那以后，中國球迷也開始嘗試一些集體性的助威方式，集體國罵，不知何時成為球場上最常聽見的聲音了。”
而賽場上的罵聲，非中國僅有。“萬人迷”貝克漢姆曾經歷過這樣的時刻：他在自傳《我的立場》中寫道，在對西漢姆聯隊的客場比賽時，他清楚地聽到主隊球迷們高唱下流歌曲，甚至還殘忍地詛咒他未出生的孩子。
“球場是個奔放的、狂野的、擬原始的空間，在粗野的場合反對粗話，太難為了。”社會學教授鄭也夫認為。
在另一項國際性的比賽——美國NBA中，球星在場上喋喋不休的垃圾話，已成籃球場上的一景。垃圾話源于街頭籃球，其中不乏臟話。但體育界默許了它的存在，球場上，這是打擊對手自信心的法寶，而且不違規。姚明還曾被媒體封為十大垃圾話明星。
NBA賽場上，球迷攻擊對手的激烈場面，也值得被記入史冊。1993年，印第安納步行者隊后衛雷吉·米勒，在向紐約尼克斯隊投入制勝一球后，對著紐約球迷大喊：“把這個球獻給你們這群婊子養的。”從此紐約將米勒視為公敵，每逢他在紐約賽場上露面，球迷對他齊聲謾罵。“對抗性強烈的比賽，極易引起觀眾的粗野舉動。”一位老球迷認為，也許這本來就是此類體育運動的一部分。
球迷協會會長王文并不認同這個觀點，他說，韓國紅魔隊啦啦隊就沒有什么粗魯的舉動。每次露面，他們均統一著裝、一刻不停地呼喊、高歌，伴著有節奏的鼓點左右一致地晃動，甚至尖叫，但沒有人說粗話，鬧而不亂。“中國人也能做到這樣”。
時常去國外看球賽的霍星，至今記得2003年在英國觀看曼聯VS切爾西的一場比賽。4萬人的球場坐得滿滿當當，整場比賽，就聽見雙方球迷你來我往，罵得不亦樂乎。
警察對這些球迷沒有采取任何行動，他說：“英國警察的態度是，只要你坐在座位上，沒亂跑，沒引起騷動，無論做什么都可以不管。”
“好孩子是夸出來的”
奧運倒計時一周年之際，北京市委宣傳部、首都文明辦、北京市團委和北京市球迷協會、綠色狂飆文明啦啦隊，借北京國安對上海申花隊的比賽，聯合舉行了一場文明觀賽活動。
文明觀賽的理念，肇始于2004年。
當年，北京球迷協會在首都文明辦、北京市團委等機構支持下成立；數千名球迷通過北京城中心八個區團委組建和社會招募，組成“綠色狂飆北京文明賽場球迷啦啦隊”（簡稱綠色狂飆文明啦啦隊）。據北京市團委介紹，啦啦隊創建之初的口號為“創建文明賽場就是奧運賽場的演練”。
8月12日晚，2萬名球迷齊聚賽場，為全年觀眾最多的一場比賽。北京球迷協會派出兩百多名志愿者，和啦啦隊進駐賽場內外。
賽前，球迷協會已經發出《文明觀賽倡議書》，比賽日，志愿者們在賽場外發放吐痰的紙巾、引導觀眾排隊買票，同時配合警方對每個人做全身安檢；一些球迷頭上綁著“文明”字樣的發帶四處走動。比賽開始后，每當傳來零星的國罵，隨即就被席卷進啦啦隊“國安進一個”的吼聲中。
“這次活動很成功，雖然國安輸了，但整個賽場氛圍很好。”球迷協會理事霍星表示，“我們抓住了球迷的嘴，也就控制了國罵。”
“‘拒絕國罵’這四個字我們公開不提了。”首都文明辦副主任鄭默杰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我們發現政府和媒體越關注這個問題，就越容易引起民眾注意，幾乎是在提醒民眾這么做。”
“拒絕、制止之類的提法，容易引起球迷反感。”啦啦隊總指揮張忠說，每次媒體報道的越多，賽場上的罵聲往往更加響亮。
“好孩子是夸出來的。”鄭默杰說。
北京市副市長劉敬民向媒體表示，2008年的奧運賽場上不能出現國罵的前因是2006年末，中國球迷在多哈亞運會上觀看一場羽毛球比賽時，因認為裁判不公發出集體國罵，遭到印尼球迷侮辱性手勢的反擊。
奧運精神的“精髓不是為了獲勝，而是使人類變得更勇敢、更健壯、更謹慎、更落落大方”。現代奧運之父顧拜旦的這段論述，飽含對美好人性的期待。北京奧組委多個組成機構在接受本報采訪時都有一個相同的期望：通過舉辦奧運，不僅改善一地的環境，更能提高國民素質。（南方周末）
責編：陳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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