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熹認為，對于孩子來說，要緊的是做，而不是給他講多少大道理。先要教他孝順父母，然后再推及到所有的長輩。在公共場所應該怎樣？在家里應該怎樣？要讓他天天去做，形成習慣，好像天生就會的一樣。如果家家孩子都這樣，社會風氣就悄然轉變了。
在國人日感 “失禮”行為泛濫、道德標準滑坡的當今時代，彭林教授提出，只有“重新認識傳統禮儀，制定適合當今時代的禮儀”，才是解決目前困境的最具操作性的思路。同時，彭教授還呼吁：傳統禮儀要從小學生抓起。這也是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的一項實實在在的工作。
傳統文化的核心不能丟
記者 ：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呼吁全社會 “ 重新認識傳統禮儀 ” ？
彭林教授 ：緣由很簡單，有兩個方面。一是從做博士論文到現在，快 20 年了，我的學術興奮點幾乎一直是在中國古代禮學上。儒家禮學是一個博大精深的體系，里面有許多高妙的思想，可惜近一個世紀以來，很少有人去閱讀、去研究，因而始終沒有成為大眾的共識，這使我感到非常遺憾。
我們常常說應該繼承和弘揚傳統文化，這話很對，可是過于空泛。弘揚什么？怎樣弘揚？先弘揚什么，再弘揚什么？并沒有形成統一的看法。我覺得首先要對傳統文化有一個認識。 1983 年，著名歷史學家錢穆先生在會見美國學者鄧爾麟時說：“中國文化的特質是‘禮'。西方語言中沒有‘禮'的同義詞；它是整個中國人世界里一切習俗行為的準則，標志著中國的特殊性。”錢先生認為，在古代中國，從家庭到家族、國家，都是按照“禮”的原則建立起來的，大到國家典制，小到人們的服飾、建筑、行為方式等等，無不貫穿著禮的精神。看不到這一點，就無法從本質上把握古代中國的文化，也就不能真正認識中國傳統文化。錢先生的見解非常深刻，我十分贊同。因此，弘揚傳統文化，就一定要從它的核心開始，而不要舍本逐末。
另一方面，從社會現實來看，弘揚傳統禮儀文明，已經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目前，社會各個階層都感覺到了 “ 文革 ” 對人際關系造成的負面影響，在“造反”的口號下，人與人之間的溫情被掃蕩殆盡。“知書達禮”原本是我們的傳統，現在的狀況卻是，孩子不懂得尊重父母，學生不知道尊重老師，人和人之間普遍沒有尊重。尊重是通過禮儀來表達的，尊重沒有了，禮儀也就不存在了。行為失范和道德水準下降，已經成為新的社會病。‘禮'原是中華民族一個長項，一個特色，現在卻成了我們的一塊心病。清華有一位老教授說，他經常在白頤路、成府路上乘公共汽車，這兩條路上大學很多，乘客中大學生居多，可是，從來沒有人給他讓過座，他非常寒心。這反映了我們的道德水準正在嚴重下降。所以，需要全社會來關注禮儀文明的重建問題。
記者 ：有人認為禮儀是形式主義，您怎么看？
彭林教授 ：這恰恰是由于不知道“禮”的內涵所造成的。中國古代的禮儀是以修身為基礎的，《禮記》說，只有“德輝動于內”，才能“禮發諸外”。“禮”就是合于“禮”的言行舉止。你內心樹立了德，所表現出來的行為就必然合于禮。 如果離開修身，行為即使中規中矩，也不能叫“禮”，而只能叫“儀” 。《左傳》說，魯昭公到晉國去訪問，到達晉都的郊外，晉君派大臣去行“郊勞”之禮。迎賓的儀式從郊勞開始，步步為禮，極其復雜。魯昭公居然一點都沒做錯，晉國人看了佩服得不得了，說他真懂禮呀！晉國一位叫女叔齊的大夫說，他哪是懂禮呀，他做的不過是“儀”罷了！因為禮是治國安邦之器，而他國內的政治非常混亂，還到處欺騙大國，凌虐小國，喜歡乘人之危，災難將要降臨在他的頭上，卻渾然不知。他不知將精力放在禮的根本上，卻專注于禮儀的末節，這樣的人怎么能算是懂禮呢？女叔齊的話很有道理。所以，禮是以內心的德為基本前提的，否則真的就是形式主義，或者是 “ 作秀 ” 。
記者 ：您提到的禮儀失范的例子，都發生在現實中的公共生活領域。能不能說古代社會中缺乏公共生活領域，而現在的問題是隨著公共生活的增加帶來的？我們不是 “ 失范 ” ，而是還沒有建立起一套新的規范？
彭林教授 ：古代社會并不缺乏公共生活，人們的交際面并不狹窄，公共生活也是有規范的，并且為大家所接受。例子之一就是現在的韓國。他們的很多禮儀都是向中國學的。很多朋友和學生看了一些韓國電視片后跟我講，韓國的家庭都非常溫馨，人跟人之間都彬彬有禮，很羨慕。我到韓國去過很多次，最長的一次在那里呆了半年。在那里，人們見面、說話、宴請、告辭等等，都有固定的禮儀。在那樣的氛圍中生活，你會感到一種溫情，感到自己被尊重。
人都希望得到別人的尊重，沒有哪一個人說，他不需要得到別人的尊重。需要別人尊重就要從尊重別人做起。人人都懂得這個道理，并付諸行動，社會風氣就改善了。韓國這套禮儀我們原來有的， “ 文革 ” 把它給摧毀了。我們認為禮是封建社會的產物，是過時的、腐朽的、虛偽的東西，就把它徹底拋棄了。日本和韓國沒有拋棄，而是一直在堅持。我有一個韓國學生，他來中國之前曾想，中國是幾千年的禮儀之邦，到了那里一定可以學到許多韓國沒有的禮儀。可來了之后非常失望，學生見了老師都不行禮，他感到很不習慣。
記者 ：那您覺得，我們日益感到的人與人之間的缺乏尊重，是來自失 “ 禮 ” 的層面，還是來自失 “ 儀 ” 的層面呢？
彭林教授 ：兩者都有。一個是發自內心，一個是體現在行為上。
記者 ：會不會存在這種情況呢：很多人還是有一顆善意之心和尊重之心，只是因為在我們的話語或儀式里缺乏一種有效的表達方式，才導致這種“失禮”的出現。據說，在韓國光“您好”就有七八種不同的表達方式。
彭林教授 ：我們學日語，學韓語，最困難的地方就是敬語。同一句話，對長輩和對平輩、晚輩說，是不一樣的，如果對長輩說話時使用了對平輩的語言，是嚴重的失禮，是要受到指責的。實際上，我們過去說話也用敬語，非常講究，文質彬彬的，例如稱對方“您”、“閣下”、“仁兄”，稱對方的父親為“令尊”、母親為“令堂”、兒子為“令郎”女兒為“令愛”等等，《圍城》中問對方在什么地方工作，都用“在哪里高就啊”之類的語言，言談、舉止都把對方放在一個受尊重的位置。常常有學生對我說：“我心里尊重別人就行了，何必非要表現出來？”我說，如果你尊敬國旗，那么，在升旗時你就會自覺地肅立，肅立就是內心敬意的表現。如果你尊重老人，就會給他讓座，讓座就是你內心德性的流露。我們無法想象，一個在升旗時嬉笑打鬧的人，內心會對國旗有敬意；也無法想象，一個不愿給老人讓座的人，內心會充滿仁愛之心。形式與內容是互相依存的，形式是內容存在的方式，內容是形式的靈魂。如果連起碼的形式都不存在了，思想又到何處安身呢？
禮樂不言
記者 ：形式是很重要的，可是咱們曾經有一段時間把一些很有價值的形式都當成形式主義給排斥掉了。
彭林教授 ：是的。任何國家的禮節都有它的形式，形式是必要的。如果把形式等同于形式主義，就很糟糕。我認為，我們 50 年來創建的最成功的一種儀式就是升旗禮。升旗禮，你說是不是一種形式？它就是一種形式，但這種形式足以喚起你對國旗、對國家的敬意和崇高感。這是非常典型的用禮和樂來教育人的形式。中國古人提倡禮樂教化，有它的高明之處。要教育你變成德行高尚的人，不用空洞說教的方式，而是寓教于禮，讓你在參與禮儀的過程中，心靈得到感化和提升。關于天安門的國旗禮，我原來看過一個資料，最初不是這樣。最初是由一位天安門管理處的工人完成的。每天到升旗的時候，他就拿著國旗獨自走到廣場的旗桿下，把旗子升上去。到了下班的時候，他又把旗子降下來。不奏國歌，升降國旗的鐘點也不太嚴格。后來，有人提出了改革升旗儀式的建議，才變成現在的樣子。國旗是國家的象征，民族的尊嚴就體現在這面旗子上，豈能隨便找個人升降？必須由解放軍戰士擔任旗手和護旗手，并且要有一個排的解放軍荷槍護送。你只要看過這一禮儀，國旗神圣不可侵犯之心就會油然而生。
記者 ：這種感覺似乎就比較接近那種信仰的東西了。
彭林教授 ：那當然，它就是在把你的意識往那方面提升。你想，如果沒有升旗禮，這種對國旗的崇敬感哪里來？怎么養成？光嘴講，是沒有用的。升國旗，還要奏國歌。這就是禮和樂的完美結合。整個儀式不講一句話，但是它要表達的意思你全明白。在那種氛圍下，你馬上就能感到“禮”要告訴你什么。我們古代的“禮樂教化”也是如此，沒有空話，而是把理念融化到了儀式里面。比如說冠禮，也就是成年禮。古代男子年滿 20 歲，要舉行冠禮，表示從此成年，從此對家庭、國家負有責任，意在樹立成人意識。冠禮相當隆重，邀請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輩來主持，為成年者加三次冠，各有不同的寓意，每次加冠都有祝詞，并且要為之取表字，表示期望之義。這種儀式給當事人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記者 ：咱們現在也有成年禮。
彭林教授 ：對，可咱們的成年禮大多不太成功。我在清華有一門禮儀課，其中一課介紹古代的成年禮。我首先問同學，有沒有在高中接受過成年禮的？很多同學都舉起了手。我請幾位同學說說儀式的情況。有一位學生說：“校長講話，幾百個人都坐那里，最后喊幾句口號，散會。”我問： “ 如果按１０分制來打分，你給這個儀式打幾分？ ” 學生毫不猶豫地說：“０分！”
這個學生談的情況很典型，值得我們深思。現在我們制定禮儀，不太注重我們民族已有的禮儀資源，嘴上說要弘揚傳統文化，實際上總是想割斷傳統、另起爐灶。由于制定新禮的人缺乏文化素養，也沒有深入論證，很多新禮都簡單化了。有的成年禮是種棵樹，有的是到烈士墓前喊句口號，就算成年了。這些活動沒有特色，也缺乏深意，很難給學生留下什么印象。我們古代的成年禮是很有講究的，很有文化底蘊，但我們決不是要復古，而是要充分吸取它的合理內涵，把它改造成適合當今時代的新禮。所以，我那門課給學生留的作業，就是讓他們熔古鑄今，設計出當代的成年禮、師生禮等等。
記者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種儀式會不會成為一種枷鎖或者包袱呢？
彭林教授 ：我曾經問學生，你們期待什么樣的婚姻？是終生不渝的感情，還是那種沒結婚就打算分手的婚姻？現在婚姻非常自由，既沒有媒妁之言，也沒有父母之命，完全沒有了“枷鎖”，都是自由戀愛了，按理說婚姻的質量越來越高才是，但是，離婚率卻是越來越高。甚至有人說：“沒有離過婚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這又說明什么呢？
記者：像現在這么高的離婚率，從某一個側面來講，是不是與結婚禮儀的簡單化有一定關系？
彭林教授 ：對啊，不鄭重其事嘛！古代結婚，要經過“六禮”，也就是６種程序，非常之鄭重，要給你留下終身不忘的印象：這是一個家庭的開始。為了一個家庭的建設，婚前要有很多準備，要有一系列的學習。女孩子離開家的時候，父母對她都有所教導。現在的所謂婚禮，往往成了比闊斗富的場所，比誰的車隊檔次高、誰的宴席排場大，鋪張浪費，攀比成風。甚至有些領導借機斂財，這還能叫“禮”嗎？這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變成了腐敗的催化劑了。
禮的根本是修身
記者 ：上面談到的很多失禮現象，是不是由于大家不知“禮”呢？
彭林教授 ：對。說實話，在車上讓個座、見人問聲好，這些都不是禮的根本，而只是禮的枝節。但是，現在只能先談這個層面上的東西，因為目前我們連這些東西都沒有。
禮的根本是修身。我們讀《禮記》，里面許許多多的話不是跟你談那些繁文縟節，而是跟你談修身。《禮記》第一句話就是“勿不敬”，這句話非常重要，具有提示禮學精神的意義，因為禮是強調“敬”的，可以說沒有敬就沒有禮。
禮學的基本要求就是對人、對事、對工作都要有敬意。修身養性，如果不把這一類意識“種”到心田里去，而滿足于做表面文章，那就成了我們前面講到的魯昭公了。前不久，我到民進中央去做講座，他們的秘書長給我講了兩件事，讓我非常感動。他說，民進中央老一輩的領導人修養都非常好。比如葉圣陶先生，他名望那么高，但無論給誰打電話都非常客氣，并且總是要等對方掛了電話他才掛電話。再比如雷潔瓊先生，她的住所是一個回形的走廊，大家到會議室開會，每每要從她臥室門口經過。每逢大家走到她門口，正好她進門拿東西或者有什么其它的事，她總是先面對大家，跟大家打招呼，等大家都走過去了，然后才轉身進門。她從來不會自顧自地轉身進門，然后“啪”的一聲把門關上。這兩件事都很細小，但所反映的人格卻是非常之高達。如果內心沒有很高的修養，對人沒有真誠的敬意，是絕對不能想象的。
記者 ：從社會的層面來說，您覺得出路在哪里呢？
彭林教授 ：我覺得要重建，包括道德規范和行為規范。“文革”是從文化領域開始的，它對于傳統文化所造成的破壞之大、影響之深，是無法估量的。但是，我們對“文革”的清算做得很不徹底，有些工作簡直就沒有怎么做。禮儀規范的問題就非常典型，原有的傳統禮儀都被破除了，而新的禮儀又沒有，想學都沒有地方學，大眾的行為怎么會有規范？我覺得，建立新的禮儀規范應該被提上議事日程了，再這樣下去，整個民族的形象都會受到損害。現在許多企業都在推出形象大使，希望借助某位名人或者影星來樹立企業的形象。 其實，企業形象是要靠每一位職員來樹立的。國家的形象也是如此，需要每一位國民來塑造。 可是現在，我們國民在海外的文化形象并不好，人家見到一位彬彬有禮的黑頭發、黃皮膚的人，總以為是日本人，或者是韓國人，再就是臺灣人；如果一個不講禮貌的人，人家往往會判定是大陸人。原因是我們許多出國觀光的國民表現很差勁，大聲喧嘩、不肯排隊、衣衫不整、愛貪小利，人家就是通過他們來認識中國的文化形象的，誰說他們不是中國的“形象大使”？他們的表現，反映出我們對公民道德、禮儀教育的現狀是何等的糟糕。
國民的形象危機
記者 ：那咱們可不可以把這些問題上升到國民的形象危機這么一個層面呢？
彭林教授 ：當然可以。由于缺乏禮儀規范，國民在海外的形象已經出現危機，類似的報道，我們屢屢見于媒體。例如，前不久國內一個團到法國參觀圣母瑪麗亞教堂，他們在里面大聲嚷嚷，不守規矩，一副沒有教養的樣子，結果被管理人員勒令退出，不許參觀。又如，大陸到香港去旅游的人日益增多，但給港人的印象也不是太好。我在香港的電視節目里看到這樣的鏡頭：有一排人坐在維多利亞灣的圍堤上，每個人都把鞋脫了，讓腳在風里吹，過往的港人人人側目。國民我行我素慣了，認為這是自己的自由，你管得著嗎？他們都不愿意考慮別人的感受。這些都不是個案，已經嚴重影響了我們的民族形象。問海外人對中國人的印象，答案常常就是“粗俗，沒有禮貌，沒有教養”。我們五千年文明就是這樣？
記者 ：現代的世界文明禮儀有一個通則，中國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出現了這些問題，說明咱們沒有達到通則的要求。那咱們在過去做得好嗎？
彭林教授 ：現在韓國、日本的那一套禮儀，基本上是從中國傳過去的。從他們的現在可以看到咱們的過去。我曾經在課上請一位韓國留學生介紹韓國家庭的一天，不同的家庭角色，各自應該怎樣行禮。從這些看似瑣細的禮節里，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民族尊老、互敬、好客等等的風氣，是怎樣一點一點地培養起來的。上世紀 90 年代初，我第一次到韓國訪問，那時中韓隔絕了幾十年，彼此不太了解。有一次，一位教授問我：“聽說你們全國人們都在學習一位軍人？”他指的是咱們學雷鋒。人家不理解，因為在韓國，軍人的地位很低的。我說：“是啊，這名軍人叫雷鋒。”他好奇地問：“你們為什么要向他學習呢？”我說：“他有許多優秀品質，比如說他非常尊敬老年人，看到老年人讓座……”這位教授聽到這里，一臉茫然，他說：“給老人讓座，那是當然的啊，這樣的道理難道還要向一名軍人學習才會明白嗎？”我無言以對。我們五千年文明禮儀之邦，即使多年開展了學雷鋒活動，讓座的風氣還是樹立不起來。到日本也是一樣，看到老年人不讓座的情況很少見到。韓、日對老年人的尊敬，都是從每一個家庭開始培養的。
記者 ：有一篇文章中這樣說：“ 在中國面臨的各種危機中，核心的危機是自性危機，中國人正在失去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中國性 。”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彭林教授 ：我覺得這太重要了！近百年以來，由于西方列強入侵，中國落后挨打，咱們喪失了自信。在文化上，咱們要么全盤蘇化，要么全盤西化，我們民族自己的文化始終挺立不起來，這是民族沒有自信的表現。所以，我多年以前就呼吁過， 要建立文化戰略 。對于一個民族，如果它的本位文化不能保存，它就名存實亡了。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我們為什么能區分這是傣族，這是苗族？因為他們有各自的文化，根據不同文化來判斷你是哪個民族。如果你的民族文化消亡了，那么這個民族也行將消亡。這決不是危言聳聽。歷史上這種例子極多。我是研究中國古代史的，你看，歷史上有多少民族沒有了！因種族屠殺而滅亡的民族，在中國歷史上幾乎找不到。然而，因文化消亡而消亡的民族就很多。比如說契丹，契丹在唐朝是一個很強大的民族，強大到什么程度呢？俄語里的中國就叫 “ 契丹 ” 。它非常強大，但是在與別的民族交往的時候，不注意保存自己的民族文化，后來被漢、蒙古、女真等幾個民族同化了。如果我們現在做 DNA 分析，完全可以找出有契丹人基因的人。可是，他再也不是契丹人了，因為他的文化已經沒有了。契丹文在今天已經成了民族古文字，很少有人能讀懂了。這個民族就從我們的版圖上消失了。和它類似的，還有很多。所以，文化對一個民族的重要性，千萬不能小看。沒有科技不足以強國，沒有文化則足以亡種。顧炎武說過一句話，叫“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大家都很熟悉。其實，他還有非常深的論述，他把朝代的興替分成兩種情況，一種叫亡國，一種叫亡天下。“亡國”的意思就是說，張氏王國亡了，李氏王國起來了，李氏王國亡了，趙氏王國起來了，但這沒關系，因為它們的文化是一脈相承的，文化還在。“亡天下”就不同了，那是亡國滅種，因為你的文化滅絕了。
禮儀要從小學生抓起
記者 ：您剛才講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禮儀，因此，弘揚傳統文化就不言自明地要回歸到我們的禮儀傳統。那么目前我們可以從哪些方面著手呢？
彭林教授 ：我覺得，首先要從普及中小學生禮儀教育抓起，這是非常緊迫的事。其次，就是禮儀教育要進社區。我曾經到崇文區的社區學院做過一次講座，給我的一個啟示是，應該發揮社區的作用。社區弄好了，傳統禮儀才能走進家庭，才能擴展到更大的交往范圍。另外，就是人文奧運的問題。這是歷史給我們的一個機會。 2008 年，我們要讓世界看到什么？我覺得要讓世界看到在五千年文明熏陶之下的中國老百姓的文明程度，要讓全世界重新認識中國人的精神面貌。從這個角度來說，到那個時候，每一個中國人都是形象大使。從現在起，還有幾年的功夫，趕快抓，可能還來得及。
記者 ：古代有專門的禮制教科書，比如最早的《禮記》。那是否有必要編制現代版的禮儀教科書，讓禮儀教育進課堂成為學生的必修課呢？
彭林教授 ：對，我覺得至少中小學要這樣做，尤其是小學生。“文革”以后幾十年，我們這方面的教育完全中斷了。韓國、日本的禮儀教育主要是由家庭來進行的。但現在我們家庭沒有這個條件，只有寄希望于學校。這就需要一套教材。現有的禮儀教材，總體上都不太理想。有些禮儀教科書，以介紹西方禮儀為主。所以，一定要有一個統編教材，要有一個體現民族特色的教材。別讓孩子什么都學西方人，我們自己不是什么都沒有。禮儀教育要和孩子的修身、學做人結合起來。南宋的時候，社會非常腐敗和混亂，當時朱熹就提出來，要根本改變這個社會，就要從孩子抓起。所以，朱熹編了一些給孩子讀的教材。他認為對于孩子來說，要緊的是做，而不是給他講多少大道理，那些道理他長大之后自然就會明白。先要教他孝順父母，然后再推及到所有的長輩。在公共場所應該怎樣？在家里應該怎樣？要讓他天天去做，形成習慣，好像天生就會的一樣。如果家家孩子都這樣，社會風氣就悄然轉變了。古代的禮，有些已經不合時宜，要揚棄；但合理的部分一定要弘揚。我一貫強調，禮是要與時俱變的。宋朝的禮不同于漢朝，明朝的禮又跟宋朝不盡相同，這是很正常的現象。 今天的禮呢，也應該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有所創新。 推動這樣一項工程，需要政府部門的支持，我是一介書生，是沒有力量來完成這樣艱巨的任務。但可以說， 我們正處在一個偉大的變革時代，人文科學理應引領社會走向進步，為民族的振興做出自己的貢獻。
責編：林長春
 |
責任編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