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網8月20日訊（福建日報記者 林祖泉）《莆田史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是大型歷史知識普及叢書《中國史話》的一個分冊，該書由莆田學院的教授、研究員、博士等組成編寫班子，并且“編著者除了親自做田野調查外，參考的古今文獻亦不下百種”（后記）。應該說，此書的權威性和學術性是較高的。
然而，筆者拜讀全書后，卻意外發現書中明顯存在概念不清、史料不明、數據不準等諸多問題，如“宋代福建莆田有沒有特奏名狀元”就是一個例子，故撰文與編者商榷。
狀頭與狀元
此書“宋明科甲傳佳話”一節中寫道：“莆田古代科甲鼎盛，共出過進士2482名，各類狀元21人（包括文狀元9人、武狀元2人、特奏名狀元8人、釋褐狀元2人），還有榜眼7人、探花5人。”這里暫且不談進士、榜眼和探花人數的不準確，單說狀元人數的虛高。
眾所周知，“狀元及第”是中國科舉制度中的最高榮譽。稱進士第一人為狀元，始于唐武德五年（622年），亦叫“狀頭”。但由于設置科目不一，考試內容有別，選拔程序不同，唐代的狀元與后世的狀元不盡相同。唐進士之選每年舉行一次，地方各州向中央貢送的舉子在應試前，先向禮部遞呈州里的解狀及各舉子出身、履歷等親狀，稱為“投狀”。錄取后，禮部又把這些新進士的身份材料及成績一起報送皇帝，稱為“奏狀”，排在最前面的即是狀頭。
北宋以后，對科舉制度進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尤其是皇帝殿試策問成為定制，科舉形成解試、省試、殿試三級考試制度，遂稱進士解試第一人為“解元”，省試第一人為“省元”，殿試第一人為“狀元”。由此，狀元的聲名、身價、地位一下子高拔許多，更顯出不同一般的意義，故與唐朝的狀頭不可同日而語。
千百年來，狀元作為“學而優則仕”傳統觀念的最高標識，受到各朝各代統治者的青睞和旌表，成為士人學子所憧憬和追逐的目標，上至王公貴族，下至市井百姓無不仰慕和欽羨。同樣，“大魁天下”也成為宋代福建莆田（時稱興化軍）文人孜孜以求的目標。
據明代朱希召編的《宋歷科狀元錄》載，宋代共產生出118名文狀元，其中有5名籍貫不明。在有籍貫記錄的113名文狀元中，福建籍狀元有19名，其中莆田人就占了5名，即徐鐸、黃公度、鄭僑、吳叔告、陳文龍，占福建狀元的1/4多。毋庸置疑，這已經是一份了不起的科考成績單。卻不知《莆田史話》的編者何以還不滿足，非要畫蛇添足，多出“特奏名狀元8人”？
何謂特奏名
其實，在由唐至清朝的歷科進士中，唯獨宋代于正奏名進士之外，還有特奏名進士。
何謂特奏名？《宋史·選舉志》云：“凡士貢于鄉而屢絀于禮部，或廷試所不錄者，積前后舉數，參其年而差等之，遇親策士則別籍其名以奏，徑許附試，故曰特奏名。”這就是說，所謂特奏名，就是凡解試合格而省試或殿試落第的舉人，積累到一定的舉數和年齡，不經解試、省試，即由禮部特予奏名，直接參加殿試，分別等第，并賜出身或官銜的一種科舉制度。
宋開寶三年（970年），在禮部錄取了張拱等8位進士之后，宋太祖為了牢籠士人，安撫貧寒年老舉子，設立了特奏名進士，將進士、諸科十五舉以上且考試終場者106人特賜本科出身，是為宋代特奏名之始。為了申明此舉的意圖，他還下詔說，“漢詔有云：結童入學，白首空歸。此蓋愍乎耆年無成而推恩于一時也。朕務于取士，期在得人，歲命有司大開貢部，進者俾升上第，退者俟乎再來。而禮闈相繼籍到十五舉已上貢士司馬浦等一百六人，皆困頓風塵，潦倒場屋。學固不講，業亦難專，非以特恩，終成遐棄”（《宋會要輯稿·選舉》）。
特奏名的設立，使科舉考試更具吸引力，它不僅意味著取士名額的增加與擴大，而且也使讀書人應舉的前程顯得更加光明。然特奏名的兩個主要條件是“舉數”和“年甲”而不是才學高下，所謂“退者俟乎再來”，則為每一個科場失意者始終保留著下一次成功的機會與希望，而只要存在著這種機會與希望，一般士子就不會輕易放棄舉業鋌而走險。
對此，南宋王栐在《燕翼貽謀錄》卷一《進士特奏》中有如下一段精彩論述，“唐末進士不第，如王仙芝輩倡亂，而敬翔、李振之徒，皆進士之不得志者也。蓋四海九州之廣，而歲上第者僅一二十人，茍非才學超出倫輩，必自絕意于功名之途，無復顧籍。故圣朝廣開科舉之門，俾人人有覬覦之心，不忍自棄于賊盜奸宄……自是士之潦倒不第者，皆覬覦一官，老死不止。進士入官，十倍舊數，多至二十倍，而特奏之多，自是亦如之。英雄豪杰，皆淚沒消磨其中，故亂不起于中國而起于夷狄，豈非得御天下之要術歟”！
可見宋代統治者創立特奏名制度，主要是吸取了唐末王仙芝等人因進士不第而犯上作亂的教訓，特意大量增加取士名額，使潦倒場屋、屢試不中的廣大舉人心存一線希望，通過陪同正式考生參加殿試（即“附試”）的機會，博取功名，進入仕途，不致積憤造反。
特奏名之弊
據宋朝文獻資料載，北宋前期，一般是曾經省試進士五舉或六舉、諸科七舉或八舉、年齡在50以上，特予奏名。
北宋中期，一般是曾經殿試進士三舉、諸科五舉年50以上，曾經省試進士五舉年50、諸科六舉年60以上，特予奏名。
北宋后期，一般是“進士五舉、諸科六舉曾經御試下，進士六舉、諸科七舉省試下，年50以上；進士七舉、諸科八舉曾經御試下，進士九舉、諸科十舉省試下，年40以上”，特許奏名（《宋會要輯稿·選舉》）。
南宋時期，“進士六舉曾經御試、八舉曾經省試，并年40以上；進士四舉曾經御試、五舉曾經省試，并年50以上”，特許奏名。總之，北宋后期較嚴，而南宋時期稍寬。
凡特奏名者，不論殿試成績如何，均賜予一定的出身或官銜。在太祖、太宗朝，尚未分等第，均賜本科出身。真宗、仁宗朝，一般分為三等，賜本科出身，試將作監主簿，諸州長史、文學、助教。英、神、哲、徽四朝，一般分為五等，第一等賜同本科出身、假承務郎（登仕郎），第二等京府助教，第三等上州文學，第四等下州文學，第五等諸州助教。
南宋時，仍分為五等，一般第一等第一名賜同進士出身，第二、三名賜同學究出身，第一等第四名以下賜登仕郎，第二等京府助教（將仕郎），第三、四、五等與英、神、哲、徽朝的三、四、五等相同。
作為籠絡士子的一種手段，特奏名辦法出臺后，在維持宋朝境內安定方面發揮了一定的功能。然特奏名入仕者任官比正奏名進士低，多數是授州府官學助教一職，這雖有促進官辦教育事業發展的作用，但特奏名制度也使科舉的選賢任能功能變為選賢任能與養士撫庸相輔并行了。據張希清《論宋代科舉取士之多與冗官問題》（載《北京大學學報1987年第5期》一文中的統計和推算：“兩宋貢舉共取士109950人，其中特奏名者即達50352，占45.8%。”可見宋代特奏名進士之多。
由于特奏名進士是宋王朝對內收買人心、防止士人造反，特意大增取士名額的產物，是對多次落榜的舉人進行再試由皇帝特恩“各賜本科出身”，它不能代表進士的真實水平，所以對于特奏名進士的人數，一般不列入由唐至清朝的進士總數中進行統計。而且，這些特奏名者大多才學較低，年事又高，故出官之后，不少人不能持廉奉法，盡心治事，往往迫不及待地貪贓枉法，中飽私囊，以為歸老之計。此外，特奏名制度引誘士人皓首窮經，老死場屋，對廣大士人本身也是一種殘害。
那么，宋代福建莆田的特奏名進士到底有多少人呢？根據明《八閩通志》《興化府志》等志書統計，從宋元豐五年（1082年）黃裳榜起至咸淳十年 （1274年）王龍澤榜止，192年間共計特奏名進士582人。而從宋建隆元年 （960年）楊礪榜起至咸淳十年（1274年）王龍澤榜止，314年間莆田正奏名進士只有1014人。
綜上所述，本文的結論是宋代福建莆田只有特奏名進士，而沒有特奏名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