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遺產是一種具有獨特性、不可復制性和不可再生性的珍貴資源。對于一座城市來說，它是一個城市獨一無二的歷史見證，對城市發展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對于我國來說，文化遺產是中華文明的根本依托，是“中國之所以為中國，華夏之所以為華夏，中華文明之所以為中華文明的決定性因素”。
明城墻是世界最長、規模最大、保存原真性最好的古代城垣。作為重要的文化遺產，其先后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列入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保護明城墻，就是保護南京歷史文化，就是保護中華文明的重要構件。南京把“顆粒歸倉”作為一項長期活動，以獎勵措施，依法回收城墻磚，是對“真實性和完整性”這一文化遺產保護根本準則的維護，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城墻修繕城磚不足的難題。據報道，這些城磚將用于明城墻的修復，已回收的大約8萬塊城磚可維修約3公里的明城墻。
應當說，這8萬塊城墻磚是在相關機構倡導和激勵下，文化遺產保護民間力量有效參與的結果。公眾參與文化遺產保護的理論基礎是，文化遺產不僅體現著國家作為文化遺產最主要的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它還承載著公共利益。因此，文化遺產的保護主體具有多元性，在政府之外，社會公眾諸如遺產所有者或經營者、當地社區、民間文化遺產保護組織等其他利益相關者，也應是文化遺產保護主體。
在文化遺產保護機制建構的意義上，南京回收城磚，留給人們的思考應該更多。文化遺產保護的良好機制，是政府主導和公眾參與相結合的雙向互動機制。有研究表明，在國外，公眾參與文化遺產保護已有160多年的歷史，已成為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力量。而公眾參與文化遺產保護，在我國起步較晚，改革開放后才逐漸受到關注。我國雖鼓勵公眾參與遺產保護，法律也賦予公眾參與遺產保護的主體地位。但由于跟進制度尚未完善，還不能有效激發和滿足公眾保護文化遺產的愿望與訴求。
當務之急是，建立公眾參與文化遺產保護的主體制度。相較西方不少國家，我國還沒有出臺專門的促進民間文保組織發展的法律法規，其生長和發育基本處于自發狀態，發展也滯后于現實的需要。因此，需要建立相關主體制度，對民間文保組織的法律地位給予確認，促進其發展。同時，還要建立公眾參與約束政府行為的權利保障機制、激勵公眾參與文化遺產保護的法律機制，以及保障公眾對遺產經營者進行監督的法律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