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歷史劇《蔡文姬》自發表、公演之后,關于其表達的主題就一直是人們討論的問題,可以說迄今沒有定論。《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8月4日“爭鳴”版刊發了北京師范大學教授童慶炳先生的一篇遺作——《兩種聲音一個結論——兼談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區別》,這是童先生在參觀郭沫若紀念館時,看到展室中《蔡文姬》演出劇照的說明文字后所撰寫的一篇文章。這則說明文字寫道:“1959年2月,郭沫若創作史劇《蔡文姬》,并替曹操翻案。”童先生對此有自己的看法。筆者對郭沫若歷史劇多有關注,在此不揣谫陋,對童先生的觀點做一學術回應,亦借此機會表達對童先生學術追求的景仰和懷念。
周恩來提出建議
關于《蔡文姬》的主題,歷來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以為《蔡文姬》的創作主旨是為曹操翻案,另一種則以為該劇是作者借蔡文姬的經歷抒寫情志。這兩種看法雖然相異,卻都源自郭沫若自己的說法。他在為《蔡文姬》所寫的“序”中一開始就寫道:“蔡文姬就是我!——是照著我寫的。”“它有一大半是真的。其中有不少關于我的感情的東西,也有不少關于我的生活的東西。”但同時,郭沫若又明確地強調,“我寫《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蔡文姬》,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所以,《兩種聲音 一個結論》一文認為,郭沫若實際上發出了“兩種聲音”。大多數批評者是依據后一種聲音評論該劇的主題的,只有少數人注意到前一種聲音,讀出了作者的本意。
這恐怕是對于郭沫若“序”文的誤讀。有一則史料,應該可以幫助我們清晰地理解郭沫若“序”文所要確切表達的意思。這是他在1959年2月16日,也就是《蔡文姬》剛完稿后,準備寫給周恩來的一封信函。信中寫道:
一月廿六日陪墨西哥客人到廣州后,因孩子們在春假中到了廣州,我便留下把劇本《蔡文姬》寫出了。二月三日動筆,九日晚脫稿。茲寄上清樣本五冊,請飭交陳總和周揚同志各一冊。如有暇審閱,請提示意見,不日回京后再修改。這個劇本是通過蔡文姬替曹操翻案。這個主題是根據主席和您的提示。去年十一月有一天晚上,我們在鴻賓樓吃晚飯,陳總亦在座。我坐在您的旁邊,您曾向我說,不妨寫一個劇本替曹操翻案。案是翻了,但翻得怎樣,有待審定。(郭沫若紀念館館藏資料)
這封信把周恩來建議郭沫若創作歷史劇《蔡文姬》,以及劇作的主題(至少是作者主觀的意愿)說得很清楚。從這封信的內容再去讀“序”文,其語義也是很清楚的,并不存在“兩種聲音”。那只是一個意思的完整表達:作者選取蔡文姬這個歷史人物和文姬歸漢的史事為題材進行創作,是意欲為“被后人魔鬼化”了的曹操翻案;而蔡文姬形象的塑造,融入了作者自己的情感經歷、生活經歷。
《蔡文姬》一劇的主角雖是蔡文姬,但主題卻是頌揚曹操的文治武功。這樣的藝術構思和藝術表達是否成功,郭沫若似乎也不是太有把握,所以他會說“案是翻了,但翻得怎樣,有待審定”。他的自問包含兩個方面的意思:一是從歷史人物研究的角度而言,二是從文學創作的角度來看,《蔡文姬》是不是為曹操翻了歷史的成案呢?
事實上,圍繞《蔡文姬》的評論,絕大部分在討論是不是需要為曹操翻案,為曹操翻案的目的是否達到?這些評論的前提當然是認可該劇的主題為“替曹操翻案”,所以討論也就在關于如何評價歷史人物的層面展開。而否定《蔡文姬》“替曹操翻案”的主題,認為作者是借該劇抒寫情志,其實是從審美表達的層面否定了《蔡文姬》“替曹操翻案”為主旨的創作,但又用一個所謂文藝理論的解釋,來為這部成功劇作的成文圓一個說法。
不必質疑郭沫若創作《蔡文姬》的主觀意愿,現在再來討論該劇的主題,其實意義也不大。一部文學作品表達的思想情感內涵,可以是寬泛的,并非只能有一個主題,觀眾的解讀也同樣可以見仁見智,就如紅學之眾說紛紜一樣。郭沫若作品的主題引起爭議,并非只是《蔡文姬》一部,圍繞他的另一部歷史劇《孔雀膽》就曾有許多不同說法。不過,既然重提這個話題,有一個關于《蔡文姬》創作的問題倒是值得深入思考,而實際上卻一直被人們忽略了,即郭沫若緣何創作了這部歷史劇?他的寫作動機究竟是什么?
六十余年后得償夙愿
在新中國成立后郭沫若的文學創作中,相比大量應時應事的詩文,《蔡文姬》在藝術上的分量不言而喻,但它的出現給人突兀而至的感覺,其后緊接著又有一部大型歷史劇《武則天》。自從抗戰時的名劇《屈原》之后,相隔十余年,郭沫若在戲劇上又一次創作力爆發。那么其背后,一定有一個觸發作者創作的審美動機。這樣猛烈的創作欲望不可能無緣無故憑空而至。究竟是什么情況使得歷史、史劇、現實,使得曹操、蔡文姬和作者自己的人生,都融匯在一個審美的感動之中呢?厘清《蔡文姬》創作的來龍去脈,或者讓我們更能夠讀懂這部劇作,讀懂《蔡文姬》之于郭沫若文學創作的意義。
“為曹操翻案”,似乎是個理所當然的創作緣由,但這樣一個創作主旨,可以選擇的歷史題材有很多。即以郭沫若在《替曹操翻案》一文中所論列的曹操文治武功各方面的政績,譬如對于“文化的發展有大的貢獻”而言,可供他擇取為題材的史事、史跡也不止一二,他為什么會選擇“文姬歸漢”這一史事來為曹操“歌功頌德”呢?同樣,對于主張《蔡文姬》的主題是作者以蔡文姬的經歷來抒寫情志的說法,也應該有這樣的疑問:作者為什么會在1959年2月的某一天,毫無緣由地即興創作了(僅用了七天時間)這部歷史劇,“興”因何而起?畢竟蔡文姬的經歷中所蘊含的作者經歷過的“感情的東西”、“生活的東西”(因抗戰爆發而別婦拋雛,毀家紓難),已經過去二十余年了。
顯然,我們不能就事論事,僅僅從文本說文本地去看《蔡文姬》。我們不妨把視野拉開,在歷史的語境中,從郭沫若的文學創作活動去考察和思考這部歷史劇的創作。
郭沫若衷情于蔡文姬和《胡笳十八拍》由來已久。在他記憶里“幼時發蒙,讀過《三字經》,早就接觸到‘蔡文姬能辨琴’的故事”。他在開始文學創作的初期,就曾想以蔡文姬為題材,創作一個歷史劇,作為《三個叛逆的女性》之一。那么他贊賞蔡文姬和《胡笳十八拍》什么呢?“文學是反抗精神底象征,是生命窮促時叫出來的一種革命。屈子底《離騷》是這么生出來的,蔡文姬底《胡笳十八拍》是這么生出來的”。(《西廂藝術上之批判與其作者之性格》,《西廂》,上海泰東圖書局1921年版)這是郭沫若在五四時期表達自己的文學主張時所說的。幾十年后,他仍然堅持這樣的基本看法:《胡笳十八拍》“實在是一首自屈原的《離騷》以來最值得欣賞的長篇抒情詩”,“那是用整個的靈魂吐訴出來的絕叫。我是堅決相信那一定是蔡文姬作的,沒有那種親身經歷的人,寫不出那樣的文字來。”(《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光明日報》1959年1月25日)這其中所表達的,實際上就是郭沫若在文學活動中一直在內心堅守的具有浪漫色彩的“主情主義”文學精神。它既是對人生的一種審美姿態,也是對文學創作的一種藝術追求。正是秉持這樣的文學精神,郭沫若才創作出《女神》、《屈原》這些成為新文學經典的作品。可以想象,蔡文姬和《胡笳十八拍》如果激發起郭沫若創作靈感的話,那一定會是像創作《女神》或《屈原》時涌出的那樣的審美感動。
有一個歷史細節耐人尋味:郭沫若在抗戰初期曾書錄一幅《胡笳十八拍》。款識謂:“胡笳十八拍余素嗜讀,日前偶一翻閱,倍感親切。曾為立群朗誦一遍,伊亦甚為感動。今日出此殘絹,曰曷不為我書之。余欣然應之,書至中途,有警報至,鄰居多往防空壕避難,余仍手不輟筆。”郭沫若書寫時連空襲警報都可置之度外,足見其運筆之用心。這恰在他從日本只身秘密歸國一周年前夕,翻閱并書錄《胡笳十八拍》, 當然是有所寄托的。如果不是正在主政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他有可能以蔡文姬和《胡笳十八拍》為題材,創作出一部融入自己人生經驗的文學作品。
在郭沫若的內心世界里,應該一直有一個關于蔡文姬的創作情結,但是他需要一個機緣。時間的流逝,沒有淡漠這個創作情結,機緣終于等到了。“沒有想到隔了六十多年,我卻把蔡文姬戲劇化了。”(《蔡文姬·序》)
責任編輯:康金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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