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德”以“明德”,做到品德高尚、官德高潔、黨性堅強
德從心,心養德。修心以對己,養德以待人。衡量“心”的標準是德。心高不一定德高,德高必定心善。儒家思想中的“忠”“恕”“義”“禮”“信”“恭”“讓”“勇”“孝”“悌”“寬”“敏”“智”“儉”“敬”“剛”“毅”等構成基本道德框架,這些關鍵詞的核心是“仁”。“仁政”即“德政”,“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是孔子和歷代儒家們為中華民族構建的社會政治理想和社會倫理原則。古人把“積德”與“行善”并重,強調善惡報應,謂“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做人講人品,當官重官德,在所有的德行中,官德居首位。明太祖朱元璋說:“治人必先自治,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勿徒擁虛位,勿假公濟私,”這既是對官吏們的告誡,也是對從政道理的揭示。東漢會稽太守劉寵期滿離任時,面對一群老人湊齊相贈的一百文錢,再三推辭不過,只取一文,并投之于江中,既感謝鄉民的情誼,又明清廉之志,他被譽為“一錢太守”,后人稱那條江為“錢清江”,江邊一亭名叫“清水亭”“選錢亭”“一錢亭”。古代高官的高德義舉值得景仰。《尚書》里記載,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司法官、立法者,輔佐過堯舜禹三代帝王的政治家、思想家皋陶,提煉出“為官九德”,即“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被歷代帝王官吏奉為圭臬。
中國古代深刻的治政思想和官德建設,對今天仍有啟示和借鑒意義。黨員干部“養德”要處理好三個問題:怎樣對待組織,怎樣對待自己,怎樣對待權力。對待組織,要自覺遵從政治信仰、政治綱領、政治路線,講政治規矩、守政治紀律,講政治原則、守政治本色,遵法律紅線、守道德底線;對待自己,要有積極健康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上不驕,為下不悖”“樂德而忘賤,樂道而忘貧”,做到有守有為有擔當;對待權力,切記公權民賦,當為民所用、為民謀利、為民造福,不能公權私用、公權濫用、違法用權,把權力變成生錢的機器、尋租的工具。正確處理這三個“怎樣對待”,才能做到“對黨忠誠、個人干凈、敢于擔當”。修大德、守官德、重品德,這既是養德所在,更是黨性要求。
“守志”以“補鈣”,保持蓬勃朝氣、昂揚銳氣、浩然正氣
“志”是志向、志氣,是一個人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是一種基于道德層面的自持力和自制力。“功崇惟志”,人貴有志,無“志”何以立功?去國先去史,滅人先滅志。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志、氣相連,守志必先養氣。何為“氣”?《周易》說,“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精氣神是構成天地萬物的始基,“元氣”是構成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本原。氣定則神閑,氣躁則心浮,唯有元氣充足、陽氣旺盛、正氣盎然的生命才能蓬勃生長。志要立,氣要養,孟子說:“吾善養吾浩然之氣也”。中華民族是一個講求正氣、崇尚正義、追求正道、有志氣的民族,那些經世濟民、剛健自強、舍生取義、堅貞不屈、心憂天下的人,那些恪守“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志向的人,被奉為“有志之士”。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內無余帛,外無盈財”的蜀漢賢臣諸葛亮;任期屆滿兩手空空返鄉,為防止風大浪急行船不穩,不得不以重石壓艙、留下“壓艙石”美譽的三國東吳郁林太守陸績;“要留清白在人間”的明朝巡撫于謙;清朝“第一清官”于成龍、愛國大臣林則徐、“兩袖清風”的知縣鄭板橋等等,他們都是“清氣滿乾坤”的好官。
共產黨人是有志之士的集合。他們肩負民族大義,胸懷浩然正氣,默念著孟子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詠唱著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岳飛的《滿江紅》,高誦著文天祥身居囚室而作的《正氣歌》,低吟著《論語》里的“殺身以成仁”,為正義而戰,雖死猶生;他們一腔熱血滿腹忠誠,甘于奉獻、勇于拼搏、赴湯蹈火、敢于犧牲,為人民而戰,氣貫長虹。江姐、方志敏、焦裕祿、谷文昌、牛玉儒、沈浩、楊善洲……是他們的杰出代表。但今天,少數黨員干部身上有正氣不足、邪氣入侵的危險。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的“四大危險”嚴重影響著黨員干部的精神狀態。為官當唱正氣歌,今天我們共產黨人應該保持蓬勃朝氣、昂揚銳氣、浩然正氣,去實現偉大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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