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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貫徹落實中央部署，大力推動道德建設，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今年4月份起，中宣部、中央文明辦、解放軍總政治部、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組織開展了第四屆全國道德模范評選。經過群眾推薦、資格審核、媒體公示、投票評選、綜合評定等程序，中央文明委決定，授予張麗莉等54位同志第四屆“全國道德模范”稱號，其中上海市普陀區桃浦鎮紫藤苑小區黨總支書記楊兆順被授予“全國誠實守信模范”稱號，來滬務工的銀大（天津）貴金屬經營有限公司員工周傳金被授予“全國見義勇為道德模范”稱號。周傳金是我們浦東新區的全國道德模范。

道德建設一直是一個健康社會須臾不可缺少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在破除封建社會形態進步過程中，以工業革命、市場經濟為開導性動力，使人類出現極大的變化，經濟總量100年超過人類過去的經濟總和，但經濟發展過程中曾經以犧牲道德建設作為代價，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享樂主義的盛行，也帶來全球的困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是人類歷史進步的新篇章，“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即物質文明、精神文明都要努力推進，是我們黨的宗旨，經濟建設過程中，重視道德建設，是我們事業的題中應有之義。

在新時期現代化建設中，社會的轉型、市場經濟的發展，同樣也遇到“重經濟、輕道德”問題的挑戰。中央領導推薦的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論述了法國大革命過程中的陣痛，以后塞繆爾·亨廷頓、奧爾森都有相關的研究，他們認為，經濟總量迅速膨脹，且社會轉型，會出現“異質人群”激增的情況，由此對社會公德的支撐有所影響，公德水準下降。同時，人群收入差距擴大，出現“暴富者”和“落魄者”，引來社會的“戾氣”。“暴富者”犯罪性消費的出現、“落魄者”反社會行為的滋生，都給社會帶來危害。

于是，社會公德的張揚和重建、尤其是見義勇為行為的表彰和培育，是道德文明建設的重要方面。

在浦東打工的“90后”安徽小伙周傳金，勇抓小偷受傷感動申城。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孔子的《論語·為政》中記載：“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其一是就是：明知道不是自己的祖先還要去進行祭祀，那是獻媚求福。而見到應伸張正義的事情而不去做，那就是沒有勇氣。“見義不為”作為一個完整的詞語則出現在《宋史·歐陽修傳》中的記載：“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阱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于再三，氣自若也。”從“見義不為”到“見義勇為”，即從孔子到歐陽修，相距1500年，見義勇為一詞出現后，人們一直當做成語來用。

確實，見義勇為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在中國歷史上一直都受到社會和民眾的推崇和贊賞，時至今日，見義勇為的義舉仍屢見不鮮。然而，人們也應看到這些年來，見義勇為者受冷落，甚至流血又流淚的社會的高度關注，各級政府部門也非常重視，但由于目前我國對見義勇為的立法不健全、不統一，特別是對見義勇為的法律界定尚處于地方立法和學術研討層面，而且規定不一、各抒己見，給政府部門、司法機關處理和解決見義勇為事件帶來各種各樣的難題。對此社會呼吁見義勇為需要統一法律界定，需要國家立法來保障。

國際上，一些國家制定、實施見義勇為方面的法律。法國、美國、英國、新加坡有這方面的法律，加拿大直接取名為《有見義勇為法》。目前，我國國家層面的“上位法”還未制定見義勇為的法律和法規。省市層面已經有不少立法實踐。采用地方法規的方式的有福建、安徽、天津、江蘇等二十余個省市，采取政府規章方式的有上海、江西、廣東、黑龍江、湖北等近十個省市，采用地方法規和政府規章結合方式的有北京和遼寧。

上海的見義勇為獎勵保護工作始于1990年，由公安局每年集中表揚一次；1994年起，綜治辦與公安負責，共同負責，每年表彰三到四次。1999年，市委領導確定每月10日為“見義勇為表彰日”。2002年的4月，市政府制訂政府規章，實施見義勇為獎勵保護辦法，上海對見義勇為英雄及其家人進行褒獎、慰問和撫恤，成為風氣。

實踐中，見義勇為的法制保障，需要提升法制“層級”，各地在呼吁國家制定這方面法律，上海則有意將見義勇為的規章上升到地方法規，上海市人大常委會2012年已經將見義勇為地方法規的制訂列入調研方案階段，并已有這個法規的研究報告和法規草案稿。從上海政府規章實踐，存在需要更為明確的法制規定，如原不少地方法規的釋義，見義勇為定義中認為只有“義”而無“勇”，也不能視為見義勇為，現實生活中，“老人摔倒要不要去攙扶”這樣的問題，過去是“不成問題”的，現在成了“問題”，因為有“被攙扶者”有誣陷和訛詐行為，“反咬一口”，主動攙扶者變成“受牽連者”。應該被認為，“見義勇為”的“勇”，這就是見義勇為行為過程中的“風險”和各種奮不顧身的英勇行為。此外，還有責任主體不明確、獎勵金額不明，以及缺乏法律責任等等。另一方面，觀察已有的各地法規、規章，及我們的草案，大多是對見義勇為者得界定、確認，利益保護，獎勵及資金來源等，幾乎都缺少對“見義不為”的行為進行懲處。因為從道德層面的批評、譴責，包括媒體輿論的抨擊，我們是有的，但既然是法律法規，就應該有懲處方面的法規。國外的這方面法規一般都有懲處規定，如法國2002年修訂的《法國邢典法》有個罪名“怠于給予救助罪”（俗稱“見死不救罪”），處5年監禁并罰款7.5萬歐元。美國有《救援責任法》、《行善法案》，有不少罰則，如發現陌生人手上不打“911”電話（美國報警電話），會構成“疏忽罪”等等，值得我們借鑒。當然屬于道德領域的立法它有一個難題，什么難題呢，就是執法力量的配置和實施，怎么在執法上更為有效？比如，我們有上海地方的控煙和養犬條例，諸如有人在禁煙的區域吸煙可舉報、要被處罰；養犬戶遛狗污損環境、犬吠擾民、一家養兩條狗以上的等，都違法，兩個條例里面規定了很多的條文，但是違法之后怎么執法？執法取證難度就很高。對此，我們正在探索、實踐。在見義勇為制定法規方面，上海人大常委會和相關法律工作者方面比較有決心，就是我們將要有比較大的推進。我想，我們對國家的見義勇為方面的法律也應寄予很好的預期，法制建設的推進，會對公民的道德行為做進一步規范和促進起很好的作用。我們深信，道德建設和法制建設相互促進，定使我們的社會文明水平有更高的提升。(周錦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