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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舞動精彩！”風靡大江南北的廣場舞，最近卻“舞”出了不少麻煩。在北京，史某覺得鄰居在自己的“臥榻之側”跳廣場舞嗓音過大，竟持雙筒獵槍鳴槍警告，并放出三只藏獒沖散跳舞人群；在武漢，正在一小區廣場上跳舞的人群突遭糞便襲擊；在美國，有華人團體在紐約的一個廣場上跳集體舞，被警方二次警告后用手銬帶走。盡管后來紐約警方和跳舞者達成和解，北京鳴槍者也因涉嫌非法持槍被批逮，但由廣場舞引發的爭論卻沒有平息。

20世紀90年代開始，廣場舞開始在全國各地生根。近年來，隨著群眾體育活動的推廣，廣場舞更是火遍全國。廣場舞因其動作簡單、老少咸宜，而頗受中老年健身者的青睞。如今，“廣場舞”已成為各城市廣場的一景。“有城市必有廣場，有廣場必有廣場舞。”但是，各地由廣場舞噪音擾民而引發的爭端，也在不斷上演。

廣場舞雖非發端于中國，但在當代中國成為一種引人注目的大眾文化形式，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法蘭克福批判學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諾認為，藝術能把人們在現實中所喪失的理想和夢幻、所異化了的人性，重新展現在人們面前，“藝術就是對被擠掉了的幸福的展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廣場舞是在“刷存在感”。“沒有舞臺，沒有腳燈，沒有演員，沒有觀眾……這是展示自己存在的另一種自由（任意）的形式。”前蘇聯著名文藝學家、文藝理論家巴赫金筆下的“狂歡理論”，儼然在當代中國的“廣場舞熱”中找到了新的注腳。中國特色的廣場舞，不僅是一種對健康追求的集體宣示，而且也是社會轉型期幸福感抑或“被擠掉了的幸福”的潛意識釋放。作為一種來自民間、又獲得官方支持與認可的“狂歡文化”，廣場舞借助集體主義的藝術形式，構建了民眾對烏托邦生活的想象。

作為集體主義文化的一個藝術符號，廣場舞在形式上整齊劃一，在社會心理上體現出鮮明的“群體思維”特征。在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龐看來，群體的思維容易受到強烈感情和極端感性的活動的支配，因此容易非理性化和缺乏判斷力。“群體思維”為“群體極化”提供了一定的心理基礎。后者是指在組織群體中，個人決策因為受到群體的影響，容易做出比獨自一人決策更極端的決定。美國學者凱斯·桑斯坦在《網絡共和國——網絡社會中的民主問題》一書中指出：“群體極化的定義極其簡單：團體成員一開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議后，人們朝偏向的方向繼續移動，最后形成極端的觀點。”

在群體中之所以更容易產生“群體極化”效應，原因在于：一是責任分散，人們可以減少因承擔決策責任帶來的恐懼感；二是行為一致，以獲取群體對他的認可及團體歸屬感。這就是為什么廣場舞群體在明知噪音擾民和有關法律的情況下，“舞照跳，音樂照鬧”，甚至加大音量、與投訴者和干預者進行群體對峙；而反對廣場舞的一方，則往往在投訴無門的情況下，采取類似拋物、潑糞等極端手段。

其實，處理噪音污染問題并非“無法可依”。1997年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和2006年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對“制造噪聲干擾他人正常生活”的情形都有警告、罰款的具體規定。廣場舞的支持者、反對者和管理者“有法不依”的背后，折射出“法不責眾”的社會心理和“群體極化”的文化表征。

1997年，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覺”概念，即生活在一定文化歷史圈子里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自我覺醒、自我反省、自我創建。他將“文化自覺”的要義歸結為四句話：“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他認為，中國文化的特質之一，就是“能想到人家，不光想到自己”；“設身處地，推己及人”。有了這樣的“文化自覺”，廣場舞才能“舞”出和諧，真正成為城市廣場的動人風景。（王君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