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群眾工作的形勢復雜程度是以往任何年代無法同日而語的。日益上升的群體性事件的數量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黨群干群關系的緊張，而“老辦法不能用，新辦法不會用，硬辦法不敢用，軟辦法不管用”的流行說法，則反映了基層干部面對群眾工作時內心揮之不去的普遍焦慮感。
為什么社會轉型期群眾工作難做？一般認為，在社會轉型期，群眾工作難做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工作環境、工作對象、工作主體均發生了翻天覆地之變化。這一邏輯有一定的合理之處，但可能失之于迂闊；同時也沒有看到問題的本質。思想只有比較才能前行。今天干群黨群關系和以前的黨群干群關系的確無法相比。有人估算過，在淮海戰爭時期，如果將當年運糧的手推車排成 5列，可以從北京一直排到南京。解放戰爭時曾流傳著一首歌謠：“最后一把米，用來做軍糧，最后一尺布，用來做軍裝，最后老棉被，蓋在擔架上，最后親骨肉，含淚送戰場。”可見當時干群黨群關系的親密程度，但昨天之親密不能用作今天群眾工作難做之遁詞。昨天黨群干群關系的魚水之情，恰恰是重視群眾工作和善于做群眾工作的結果。為什么今天就達不到昨天水平？其客觀原因在于社會性質已發生了變化。改革開放前，中國社會是一個均質化程度非常高的社會。在均質化程度高的社會中，一個深孚民心的革命型政黨具有非常強的動員能力。改革開放30多年后，中國社會已經從一個均質化社會變成一個在利益、思想觀念等方面異質化程度非常高的社會。比方說階層結構，改革開放前僅四個階層，而現在已經分化為十個階層。同時，利益也已經開始發生分化，思想市場也越來越多樣化，越來越復雜。在均質化社會中，政黨與社會的關系可以化約為“精英―群眾”的關系，“精英”一按“動員”的開關，群眾立刻被動員起來。在高度分化的社會，政黨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如果硬化約為“精英―群眾”之間的關系則會失之偏頗。由于社會的復雜程度，政黨與社會之間的復雜性已經變得無法化約。另外，在異質化社會中，做群眾工作的實質是做社會工作。可以想象，用做群眾工作的“老辦法”去做社會工作其效果會如何。從某種意義上而言，轉型期群眾工作之“難”，難在政黨治理轉型，難在從一個革命型政黨轉型為更加注重服務社會的服務型政黨。這意味著與之相應的工作模式、工作思維、工作方法都應發生相應轉變。在這種形勢下做群眾工作，“老辦法”要創新用，“新辦法”要學會用，“硬辦法”要謹慎用，“軟辦法”要善于用。
宣傳思想文化為什么是“軟”方法？劉云山同志說：“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為了群眾，首要的是通過行之有效的宣傳動員，引導群眾知曉自身利益所在，并為之而奮斗。”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實質就是群眾工作。作為一種群眾工作方法，宣傳思想文化與其他方法最典型的區別在于它的“軟”。“軟”有三方面含義：一是指這種工作方法柔和而不生硬，工作對象容易接受。二是它具有“柔性”。即這種方法具有彈性與伸縮性，因為柔而不容易斷裂，所以它比其他方法更具有可持續性。三是它藏而不露，春風化雨，潤物細無聲，它可以做通群眾工作、解決了問題之后而不留痕跡。
宣傳思想文化這種“軟”方法區別于其他方法。一是利益工作法。即通過給工作對象看得見、摸得著物質利益、物質實惠來滿足甚至安撫工作對象，達到解決問題的方法。這種方法比較“硬”，但它的效果通常是立竿見影。二是制度機制法。為了適應群眾工作形勢的變化發展，各地在制度機制方面都有所創新。比方說，利益表達機制、利益整合機制、利益協調機制、懇談協商制、風險評估預警機制、矛盾排查調處機制等都是群眾工作的“硬”制度。這些“硬”制度在實踐中被證明行之有效。三是技術輔助法。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越來越多的技術應用到群眾工作之中，尤其是 GPS、全球地理信息系統、“大數據”分析等新興技術與群眾工作結合越來越緊密，已經成為群眾工作的不可或缺的“硬”技術。四是行政命令法。行政命令法是一種比較生硬的工作方法，但一些作風粗暴的干部偏愛這種工作方法，因為它沒有思考的負擔。
與這些“硬”方法相比，宣傳思想文化這種“軟”方法很難在短時間內取得像“硬”方法那樣立竿見影的效果；其實，即使產生效果也很難進行量化評估；更要命的是，即使“軟”方法產生效力了，人們也很難在效力與效果之間建立因果關聯。人們通常不會認為某個問題的解決是因為工作對象在思想上發生變化。再者，在世俗化、功利化、浮躁化大環境下，人們對理想信念、價值觀、認同感這些看不到、摸不著的東西普遍缺乏信心。在一個普遍缺乏耐心的社會中，沒有多少人愿意花時間去等待一個難以確定的效果。毋庸諱言，一個基本的客觀事實是：思想宣傳文化工作這種“軟”的工作方法，在群眾工作方法譜系中是不受重視、缺乏地位，甚至很多宣傳思想文化工作者自身對它的效力也缺乏信心，更不用說其他人了。“‘軟’的方法不管用”之說大行其道，實不足為奇。問題在于：“軟”方法真的不管用嗎？
“軟”方法為什么具有“軟優勢”？宣傳思想文化作為一種群眾工作的“軟”方法至少有三方面優勢是其他方法無法替代的。第一，它有助于塑造人民群眾對黨的理論與政策認同。黨領導群眾，不是以“強制”“服從”“控制”為前提，而是以“認同”為前提，就是要通過做宣傳思想文化的工作讓廣大人民群眾“認同”黨的理論、綱領和路線、方針、政策，讓群眾認識到黨主張代表的是群眾利益。說到底，就是讓群眾在思想政治和道德義務上理性地“認同”黨的領導，讓群眾自覺自愿地接受黨的理論、綱領和路線、方針、政策。現在有些政策執行效果不盡如人意，與群眾的認同度低密切相關，某些政策之所以交易成本高，原因之一是政策認同度太低。一個政策只有征服人心，在人的內心中樹立“合法性”，才更有希望實現“無障礙執行”。但各種各樣的“硬”方法對提高理論政策認同度是無能為力的。第二，它有助于幫助干部和群眾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和“利益觀”，具有觀念調節作用。馬克思說過，“人們所奮斗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在市場經濟下，沒有必要去回避“利益”問題。宣傳思想文化工作不一定能給人民群眾以直接的利益，但它可以幫助人樹立一種社會上普遍接受的“利益觀”。人們去評估一個事物價值要接受“利益觀”的指引。可以說，干部群眾的“政績觀”“利益觀”的偏差是引發社會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正確理解的個人利益，是整個道德的基礎”。宣傳思想文化工作在調節人的觀念上應有所作為，因為觀念和諧是利益和諧的前提條件。第三，它有助于營造有利的輿論環境，為組織群眾、動員群眾提供輿論支持。隨著互聯網和新媒體的發展，輿論生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這樣的輿論生態環境之下，一旦處置不當就極容易釀成網絡群體性事件，主動營造輿論環境的反而顯得更加重要。目前許多地方政府在啟動大型公共政策之前，都引入了“風險評估機制”，但主要集中在社會穩定的評估。風起于青萍之末。一些對社會造成重大影響的群體性事件通常先是輿論焦點，對未來輿論發展的趨勢作出評估預測，并制定爭取輿論支持的方案，就顯得極其重要。在推動任何一項大型的公共政策之前都應“三軍未動，輿論先行”，但現在通常情況往往是先啟動大型公共政策，發生輿情之后再進行輿情“救火”，處于十分被動的位置。事實上，應該牢牢地把握“議程設置”的主動權，提煉群眾利益，設身處地地為群眾利益發聲，通過營造有利的輿論環境，為政策推行爭取輿論支持。為大型公共政策營造輿論，預先對可能產生的誤解進行澄清，其實是批量化做群眾工作，它的效率遠高于“一對一”的工作方法。（黃振輝）
把握群眾路線的理論邏輯
黨的群眾路線，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正確處理與人民群眾關系的路線。劉少奇在《論黨》一文中深刻指出，黨的群眾路線，就是使黨與人民群眾建立正確關系的路線，就是使我們黨用正確的態度與正確的方法去領導人民群眾的路線，就是要使我們黨的領導機關和領導人與被領導的群眾建立正確關系的路線。
怎樣理解群眾權益的內涵
“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建立健全黨和政府主導的維護群眾權益機制”，這是黨的十八大報告著眼于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提出的明確要求。當前，我們黨正在深入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維護群眾權益。那么，應該怎樣理解群眾權益的內涵？新形勢下如何更好地維護群眾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