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仙居官路派出所民警在巡邏時，意外在一輛電瓶車上查到了3臺被盜的筆記本電腦，然而物歸原主卻成了個大難題，民警連過三關才證明了自己不是騙子；6月30日，男青年池某溺水身亡后，其父接56個通報電話堅信是行騙，直到次日下午才有家人前去確認尸體。兩起事件都反應出社會轉型期典型的信任度和人們辨別能力的下降，由此造成的社會信任危機應當予以關注和重視。
今年年初，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發布《社會心態藍皮書》，從總體上分析了當前社會心態的特點、發展態勢和存在的問題。其中調查顯示，社會的總體信任指標在2012年進一步下降，已經跌破及格線，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認為社會上大多數人可信，二到三成信任陌生人。群體間的不信任加深和固化，表現為官民、警民、醫患、民商等社會關系的不信任，也表現在不同階層、群體之間的不信任，從而導致社會沖突增加。
現代化進程給處于轉型期的社會帶來了信任危機，簡言之，人們不再愿意相信陌生人，總是用懷疑的心態去看待一切不熟悉的人和事。每天少說3、4條濫發短信、行銷電話、“中獎”短信等讓大家對陌生號碼顯得尤為警惕，也因此可能錯失獲取重要信息的最佳時機；網絡謠言鋪天蓋地，一旦有人在網上求助，我們首先會想到“騙子”、“炒作”等關鍵詞，而不是第一時間伸出援手；路遇陌生人的求助，唯恐避之不及，生怕遭遇“陷阱”，殊不知，有的人也許只是想問路而已……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陌生人”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不再敞開心扉，反而都喜歡把自己密閉在一個空間里，只要有陌生人的入侵便如臨大敵。必要的防范意識可以有，但不少人對社會所有人和事都抱以懷疑的態度，這也切實印證了社會信任度急劇下滑的事實。
然，社會轉型并不能真正解釋中國社會的結構性特點和內在邏輯。我國社會情緒總體的基調是正向為主，但存在的一些不利于個人健康和社會和諧的負向情緒基調不容樂觀。社會的不公、社會情緒的耐受性和控制點降低、“南京彭宇案”等具體個案的影響、反向情緒的放大等都是造成社會信任危機的“兇手”，重建社會信任也絕不能依賴于社會轉型的推移。
其一，從國家的高度和層面上來說，道德和法律的雙管齊下雖未必能立竿見影，然而卻必不可少，制度是執行的靠山，有了制度的完善才可以扎實推進社會信任的重建工作。其二，社會事件所帶來的或積極、或消極的影響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媒體人的報道和新聞媒介的傳播。 再以“南京彭宇案”為例，具體個案的催化很明顯讓社會信任急速下滑，公眾有知道事實真相的權利，媒體要做的不僅是公正地報道事實，也當引導公眾從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訓，以積極、正面的心態看待問題；最美教師、最美司機的大幅報道的確曾在社會掀起一股正能量之風，這對拉近社會成員之間的距離無疑是有利無害的。最后，作為社會人，我們也當提高自己的辨別能力。“微”時代的來臨讓不少人越來越依賴于網絡，以至于分不清事實和謠言，跟著輿論瞎起哄，反而在無形中擴大了社會的信任危機。
社會信任度已然下降，重建實屬不易，需要每個人付出更多的心力。（特約評論員 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