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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公開信與城管暴力一再上演，本質上是不矛盾的。事后有某種力量或者根本就是條件反射性地讓受害者“自甘認錯”，可見某種未知力量已經強大到足以壓倒和消弭其主張人身安全權利的勇氣。說白了，這與城管暴力的發生鏈條是一致的，是權力對于權利的壓倒性優勢在公共領域的展示。這種權力既能讓城管行為屢屢失控，又能使受害者在輿論撐腰的情況下都不得不“低頭”。就個案而言，這樣的低頭可能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于整個城管執法行為的改善卻并無實質性的反思和推動。

不論這封信由誰所寫，都無礙我們作出這樣的評價：它更像一份權力部門的心聲表白。“打人者固然不對，但客觀地說，我也有一定責任”——負面事件當前，不是首先反思自身的作為，而是急于從對方身上尋求開脫的理由；“部分不切實際的傳言，對一些人造成了不公正的傷害，也引起一些社會不安定的因素，同時也對延安的城市形象帶來了負面影響”——先入為主地將輿論圍觀視為影響城市形象，而作為傷害源頭的暴力行為卻被置于不被反思的地位。這樣的認知錯位，恰恰是城管暴力重復上演的重要因素之一。

正因此，在這起事件中，相較于追問公開信出自何人之手，更需要追問的是：誰來賦予受害者“不道歉”的勇氣與權利？如果不能真正享有這樣的權利，某些城管的暴力或許還會無所顧忌。(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