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文化人在東江游擊區合影（前排右三為茅盾，三排右七為戈寶權）
深圳市龍華新區的小巷深處，有一個不起眼的院落，門口的鐵牌上標注著“文化名人大營救紀念館”。
在這個院落里，并排著數間茅草搭成的小屋，說明牌上依次為“公木坑兵工廠遺址”、“草寮招待所遺址”、“后方醫務所遺址”。草屋旁邊，是一間200多平方米的鋼鐵結構的展館，其中的陳列室中，并沒有什么讓人眼前一亮的物品——幾沓紙張、一根扁擔、兩只水桶，墻上的幾十張人物照泛著歷史的灰黃色，湊近一看，都是在中學課本中被反復提及的“大家”——茅盾、鄒韜奮、范長江、戈寶權……
上世紀40年代，紀念館所在的地方是一個不足200人的村子，名為“白石龍”，800多名中國當時最著名的文化界人士奇跡般躲避了日軍的搜捕，從淪為敵占區的香港逃離，在附近的茅寮里安營扎寨，然后跋涉千里，走進大后方。
身陷敵占區
1941年，香港。
中國的抗日戰爭已經持續了四年多，但此時這座英國人治下的租界城市還未見硝煙。
12月7日，日本偷襲了美國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第二天，日本空軍就在香港啟德機場扔下了炸彈，當時機場停駐了三架魚雷轟炸機和兩架水陸兩用機，這已經是英國在香港的全部空中軍事力量了。在短短5分鐘的轟炸后，它們盡數被炸毀。而當時駐防在南海的兩艘英國軍艦“威爾士王子”和“擊退”號，也迅速被擊沉。
由夏衍、金山、司徒慧敏組成的“旅港劇人協會”的幾位成員當時都住在啟德機場附近，據司徒慧敏后來回憶，1941年12月8日，日軍開始轟炸機場的時候，他們都“弄得很狼狽”，因為“沒有思想準備，沒有想到在最危急的時候該怎么辦。”
日本陸軍同時從新界的青山公路和城門炮臺推進，只花了5天時間就占領了新界和九龍半島，開始轟擊香港市區。18日22時，日軍從北角、太古等地登陸，一個星期后的25日，港督府扯起了白旗，香港淪陷。
這一天，本應是香港人習慣合家慶祝的圣誕節。
香港剛剛淪陷，日本的“南支派遣軍”特務機關“大東亞共榮圈”就在報紙上登出了啟事：“請鄒韜奮、茅盾先生參加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一個文化特務還在香港的各大電影院打出幻燈“請梅蘭芳、蔡楚生、司徒慧敏到半島酒店會晤”。
為什么日軍要搜尋這些文化人？深圳“文化名人大營救紀念館”的館員黎金良說，“日本侵略中國是這樣一個思路：不僅要完成軍事上的占領，而且要在精神上讓中國屈服。”
據他介紹，1941年在港文化人中的大部分都是三四十年代從重慶、桂林、上海等地來到香港的。他們中的部分人因揭露國民黨當局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方針，而受到政治迫害，這才舉家搬遷到當時處在英國治下的香港。
隨著大批文化精英的到來，香港出現了一股蔚為大觀的文化風潮：范長江辦了《華商報》，鄒韜奮、茅盾、夏衍編輯了《大眾生活》，喬冠華、鄭一聲主持了“香港中國通訊社”……他們繼續著抗日討頑的輿論戰。“皖南事變”后，柳亞子、何香凝等國民黨元老聯名發出致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執委的公開信，鄒韜奮、茅盾、范長江等九人發表了《我們對國事的態度和主張》，他們的這些活動引起日偽和國民黨頑固派的仇視，因此，日軍名為“邀請”，實為誘捕。
文化人們感覺到了生命威脅。戰爭爆發后，鄒韜奮搬了六次家，茅盾夫婦的住處先是從堅尼地道的一個職員家變更至軒尼詩道的一所舞蹈學校，后來又從剛剛安頓下來的中環德輔道的大旅館換到干諾道的小旅館……
不管住址怎么換，他們都很難離開香港：日本占領香港后，對外的水陸交通出口碼頭、火車站都被封鎖了，香港實行了宵禁，天黑后挨家挨戶上門檢查，晚上的街道空無一人。
此時，近千文化人似乎只能在“孤島”中坐以待斃。
廖承志香港“蒸發”
在“文化名人大營救紀念館”的展示區，兩沓紙靜靜地躺在玻璃罩中，旁邊的說明為“周恩來的電報”。
黎金良介紹，在日寇剛剛占領香港的12月8日，這兩份電報就相繼發給了當時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
當時在廣東省存在著數支中共領導的游擊隊。活躍在香港周邊的惠陽、東莞、寶安三支隊伍在平時的偵察中看到日軍的集結，作出了“日軍有可能進攻香港”的判斷，為了做好防御，時任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縱隊(后來的東江縱隊)政委的尹林平特地前往香港，通過廖承志與港英政府接觸。
現年90歲高齡的楊奇曾經是廣東游擊隊的一員，參與過當年營救文化人的行動，他告訴記者，游擊隊有意和港英政府合作，共同保衛香港。雙方談判后達成了由港英政府為游擊隊提供槍支彈藥的協議，但是直到日軍突襲香港，說好的武器還沒送來。
游擊隊偵察到的情報也被陸續送到了重慶的周恩來處。在陸續發給廖承志的電報中，周恩來先是指示他，要將聚居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搶救出來，經廣州灣(湛江)或東江轉入后方。然后又做出了相對清晰而完整的路線安排：除了去廣州灣、東江外，馬來亞(今馬來西亞)亦可去一些，如去瓊崖與東江游擊區則更好；不能留下隱蔽，也不能南去或到游擊區的人員，即轉入內地先到桂林。
必須馬上安排營救工作了，但是此時，連廖承志本人都很難離開香港了。
江水是當時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縱隊的短槍隊隊長，在文化人營救行動中護送過一批文化人，他的兒子江山告訴記者，父親曾經對他說，駐香港辦事處的廖承志、連貫、喬冠華等人是公開活動的八路軍干部，早上了日軍的“黑名單”，是重點抓捕的對象，因為很多人都能認出他們來，所以，這幾個人的處境比文化人更加危險。
身在九龍的尹林平在開戰后失去了廖承志的消息，他找來交通員李建行，給了他一封密信，告訴他在香港的聯系人的暗號和地址，下了死命令：“三天之內，把廖承志、連貫、喬冠華帶到九龍來。”
幾經曲折，李建行偷渡到了香港，在銅鑼灣避風塘一艘香港黨組織租用的大駁船上找到了連貫，匯報了尹林平交代的任務，第二天清晨，沿著李建行來時探明的道路，廖承志、連貫、喬冠華避開了日軍巡邏艇的日常路線，經海上到達九龍紅磡，來到旺角的一棟樓房。
在此等候的尹林平見到三人，二話不說，便把他們拉上了二樓，拿出了一副麻將牌。已經十萬火急了，誰有心思打麻將？其實，他們只是用麻將牌發出的“嘩啦嘩啦”的聲音，去掩飾商量營救路線的行動的話語聲。尹林平報告說，游擊隊已經派人開辟了兩條秘密路線，一條是從青山道經過荃灣、元朗進入寶安游擊區的陸上交通線，另一條是從九龍至西貢鎮，經沙魚涌進入惠陽游擊區的水上交通線。后來實施的文化人轉移，大體也可以分為陸上和海上兩條線路，根據個人的具體情況，又做了更加詳細的區分。
廖承志等人決定，親自按照營救路線走一遍，做個“前哨”。
現任“東江縱隊紀念館”研究策劃部副主任的陳光新告訴記者，需要轉移的人選擇哪條路線，要參考幾個因素，首先就是曝光率。當時設計了陸上線路，是因為日本占領香港后缺乏軍糧，號稱要疏散一百萬的人口進內地，文化人可以混入這些難民中離開。但是這個方法絕對不適合廖承志等人，因為認識他們的人太多了，走海路的話，日軍的崗哨能少些，而且出了什么緊急情況的話，往船底下一藏，也容易隱蔽。
會議還在進行中，一隊日軍例行檢查，闖入門中。看到屋子里的幾個人賭性正濃，沒有發現什么異樣，也就離開了。
第二天，在李建行的護送下，廖承志、連貫、喬冠華喬裝打扮出了旺角。抗日游擊縱隊前來接應的港九大隊長黃冠芳后來回憶，當時他看到的三個人，一個是“穿著黑上衣，頭戴鴨舌帽”的“胖子”，一個是“穿著中式棉袍”的“矮個子”，一個是“戴著眼鏡、知識分子的模樣”的“高個子”，在李建行的示意下，他知道，這幾個就是需要他沿途保護的人。
黃冠芳走上前去，把事先準備好的香燭、貢品等敬神的東西交給他們，一行人混入香客中，出了九龍城，進了觀音山。
從觀音山到下一站牛池灣，將經過啟德機場的九龍坳，這里的崗哨比較森嚴，江水帶著四五個人，穿著大褂，戴著中式禮帽，裝成商人模樣，在這里和他們接頭。當時商量的暗號是，黃冠芳帶著一把黑雨傘，看見江水，他就把雨傘張開，江水也就知道，找到要護送的人了。
江山說，當時父親所屬的這一支武裝力量被人稱為“短槍隊”，所謂“短槍”，指的就是他們配備了駁殼槍，在南方，這算是當時比較“高精尖”的武器了。幾個人都把槍藏在身上，有人走在前面探路，有人尾隨殿后，把要保護的三個人圍在中間，準備一旦有緊急情況發生，帶著他們突圍。
廖承志等人經由水上，順利到達了惠陽游擊區，經由坪山、茶園、淡水，經歷幾番“險情”后到達惠州中轉，親身經歷表明，在廣九和粵漢鐵路南段都被日軍控制的情況下，想要將文化人脫險者們送往內地，必然要經過惠州北上，經老隆中轉西去韶關，經湖南轉桂、黔、川，或者走東路轉閩西南、西北，輾轉去皖南、蘇北。
營救路線大體形成，三人分頭行動，廖承志前往重慶向周恩來匯報，連貫北上老隆布置交通點，喬冠華奔赴韶關坐鎮。
此時最現實的問題是，怎么才能聯系到這些亟待拯救的文化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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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琰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