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愛珍深知，一張批捕書對于一個涉世未深的未成年人來說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所以，在對待每個關涉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時，她都要悉心審查，認真分析，通過走訪家庭、村委會、學校等，調查他們成長的經歷、犯罪的原因等情況，對捕與不捕的關鍵問題，斟酌再三，反復核對事實、證據，內心之煎熬可想而知，她連續幾個晚上吃不好、睡不好的情況常有。考慮到未成年人的身心特點，她更愿意實施盡可能多的教育、挽救措施，積極執行輕緩刑事政策，審慎進行執法評估，在可捕與可不捕的權衡中盡量選擇不捕，使這些迷途中的羔羊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軌道。
2010年7月，翔安區檢察院成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辦案小組，實行審查逮捕、審查起訴、執行跟蹤、觀護幫教“一體化” 辦案機制，戴愛珍擔任未檢辦案組組長，積極推動出臺未檢辦案小組工作規則，為翔安區檢察院初步建立框架。隨后，她大膽探索適用附條件不起訴辦理小剛盜竊案，成功啟動了島外包括翔安區首個附條件不起訴案例——當時，戴愛珍接手了這樣一起棘手的案子。一名初三學生八次參與盜竊的案件，盜竊金額累計數千元。在看守所，面對骨瘦如柴、皮膚黝黑的小剛的苦苦哀求，戴愛珍有些心酸，但同時從孩子這些話中她看到了希望，孩子本質還是善良的，還有救，這或許能成為本案的一個重要切入點。從看守所回來后，她趕緊到小剛家走訪，踏入家門那一刻，她驚呆了，這個家房屋破爛不堪，幾乎不能住人。提起小剛，父親捶胸頓足:“他是被我害的，我殘廢后家里花了一大筆錢還是治不好反而欠了許多外債，小剛以前讀書還可以……”從父親的一席話中能看出小剛是這個家庭的希望。于是，戴愛珍篤定:“一定得幫幫這個孩子，救救這個家庭。”她打電話聯系了在外地打工的小剛母親，讓她趕回來。接著又走訪了村委會和小剛就讀的學校，綜合調查了解的情況，最終大膽地提出不捕直訴的建議，并對小剛作必要的教育和心理疏導。
案結后，戴愛珍始終心系小剛一家，她帶著院領導特批的慰問金及慰問品，定期到小剛家回訪，協調學校讓小剛重返校園，使小剛順利拿到初中畢業證書。她還幫助小剛聯系了翔安團區委旗下翔安區青年創業聯盟的一家熱心企業，提供了工作崗位并試行附條件不起訴以及就業幫教考察。
小剛到幫教單位上班后，幾次擅自脫崗，并與一些不良社會青年再次混到了一起。戴愛珍聽到這些后不免有些心灰意冷，但法律的良知、善良的本性及她對小剛的了解告訴她，小剛可能又遇到其他問題，所以導致他現在的狀況。經走訪，也證實了戴愛珍內心的猜測。原來小剛擅自脫崗是因為公司離家遠，回家不便；家中還有長輩要照顧。聽完后，戴愛珍當即決定幫他換一份工作。最終，在戴愛珍的耐心幫助下小剛走上了正路，他也向戴愛珍發誓一定好好做人，不讓戴檢察官操心。而當不起訴書送到小剛家中時，小剛母親也對戴愛珍幾次三番為了一個素昧平生的家庭所付出的心血感激不盡。其實對于戴愛珍來講，當事人承諾不再犯罪、對檢察官的尊敬這些已經足夠了，一種強烈的成就感油然而生，自己先前的努力、艱辛也就不值得一提了。由于小剛在考察期間認真工作，表現良好，被翔安區檢察院依法作不起訴處理，省內外媒體紛紛報道這一做法，社會效果良好。
有了小剛這樣成功的幫教案例，戴愛珍更堅定了幫教涉案青少年的決心:挽救一個人不容易，特別是那些尚未經過社會歷練的未成年人，他們定力不如成年人，但可塑性強，因此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她就要做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即使無功而返，也應義無反顧！面對青少年犯罪，很多人都會扼腕嘆息，戴愛珍想得更遠，一直思考著怎樣做才能讓這種不利影響減到最低？于是她又通過所在單位的團支部聯系了翔安團區委，雙方決定聯合推出就業幫教的服務模式，即整合翔安區青年創業聯盟的企業資源，通過傳授勞動技能、分享創業經驗，促成更多的涉案青少年就業、創業。
2011年12月，翔安區涉案青少年就業幫教服務站正式成立。這種就業幫教服務的執法理念也得到了許多愛心人士以及社會工作者的支持和認可。從今年5月起，她開始擔任翔安區檢察院未成年人檢察室負責人，肩上又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
英國法學家麥克萊曾說過:“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善良不是法律，但善良的心的確是最好的法律，善良的法律人會用心傳遞法律的溫度。像這樣的案件，也許從戴愛珍辦案以來經手的并不多，但只要她碰到了，一定竭力去做，把它辦成鐵案，辦成經典，正如她時常在內心深處這樣要求自我:“唯獨這樣，才對得起‘檢察官’這個稱號，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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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