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老師遞給我《李大釗全集》五卷中的一卷，素雅的封面，拿在手中沉甸甸的。這么多的文字，與現在人們用電腦打字不一樣，要知道當年的李大釗可都是用毛筆一筆一畫寫的楷書啊！
李郁文：李葆華告訴我們，他父親外語很棒，俄語、日語、英語，還有德語。有德國的記者來請他寫文章，他用德語寫文章，竟然可以做到讓對方立等可取。
趙大民：所以我在劇中寫了李大釗給學生日文書的情節。我小時候上學那年代，除了林語堂他們能從西方直譯過來，中國能讀到的許多讀物不是直接翻譯過來的，而是從日本轉譯過來的。這戲里最要好的三個人，李大釗、章士釗和陳獨秀都是從日本留學回來的。那時候在北大任教，歐洲回來的是240塊銀元一個月，從日本回來的就是180塊銀元。李大釗最早到北大是章士釗介紹的，北大圖書館主任，也是章士釗把自己的位子讓出來的。后來蔡元培認為他可以擔任教授了，他的工資就是180塊銀元。另外他還在朝陽大學、女子師范大學等處兼課，也有一些收入。合在一起，每月收入能達到240塊銀元左右。那時候，兩塊銀元能買一袋40斤的面，一塊銀元可以買8斤豬肉。你想想他掙的這些錢如果只用于生活的話是多么富裕。可是他用來作革命經費，就連一半都不夠了。
李郁文：他家的生活非常簡樸，李葆華小時候和一群孩子在家門口玩，誰也看不出來他是教授家的孩子，穿的衣服特別破，冬天就一件棉襖。連想買一副軍棋都買不起。全部的錢都用作革命經費。再就是他的鄉情太濃了，只要是從老家來的，有困難的，都在他家里住，家里總有很多人吃飯。我們在劇中給他設計了一句和妻子開玩笑的臺詞：“我成了敗家子兒了。”
據有人回憶，他犧牲的時候，家里只剩下一元錢了。他賺那么多錢，自己卻身無分文。所以我們給他最后的臺詞是：“我一生治學，身無長物，我的詩文就是給你們留下的遺產；我的理想就是對你們的遺教；我的事業——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就是你們畢生奮斗的目標！”
趙大民：真的是很窮，于是我們就寫了“一件長衫”這個細節，就這么一件長衫還要讓給舅老爺，直到就義的時候才穿上。這都是從生活中來的。這個道具特別重要。舅老爺是趙家的人，也有原型的，叫趙小楓，趙紉蘭的二舅。在劇中是“八竿子打不著”的親戚。在我們樂亭有這樣一批人，早年也出去經商，給人家當伙計，但沒有熬成掌柜的，也沒掙很多錢，年紀大了就回鄉了。但是這批人有些文化，也見過世面。
我們收集素材的時候李星華，就是李大釗的女兒、李葆華的妹妹已經去世了，她只比哥哥小一歲。我們就找到了星華的女兒賈偉琳，她在北京政協工作。星華生前寫過一本書《回憶我的父親李大釗》，偉琳幫助母親做過這個事，知道很多詳情。最讓我們感動的是，偉琳親手給我們抄了一份李大釗的《獄中自述》。那時候復印機尚不普遍，她白天工作，晚上回家抄寫，兩千多字，字字工整秀麗。當時外面找不到這份文件。“文革”中就是康生手里拿著這個東西，說李大釗是叛徒，我讀完了以后，激動萬分，這里面哪有一點點叛變的內容？這是一個共產黨人的感天動地的正氣歌，完全是泣血之作啊！之后我們又訪問了李大釗的學生李運昌。還訪問了原冀東建國學院院長、后任南開大學副校長的婁平，原天津市委副書記閻達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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