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這里，蔣介石既說明了四川在對外戰爭中的重要性，也分析了戰爭爆發后中國可能比現的種種情況，還談及了他對國防的意見。最后，蔣介石明白無誤地宣告在對日戰事發生后，無論中國出現什么情況，何種困難，但只要川滇黔三省存在，國家必可復興，“其實不必說川滇黔三省存在，就是只剩下了我們四川一省，夭下事也還是大有可為。”
本文摘自《歷史檔案》1994年04期，作者：唐潤明，原題：《試論蔣介石與四川抗日根據地的策定》
長時期來，關于蔣介石與四川抗日根據地的策定這一重大歷史問題，史學界向來少有涉及，個別論著即使在涉及這一問題時，所引用的論據也大多是蔣介石1935年3月4日在重慶的一次講話“就四川地位而言，不僅是我們革命的一個重要地方，尤其是我們中華民族立國的根據地。”并據此認為蔣介石一到四川，就確定了四川為對日抗戰根據地的思想。如劉敬坤撰《重慶與八年抗戰》以及臺灣吳相湘著《第二次中日戰爭史》、周開慶撰《蔣總統與四川》等等，皆持此種觀點，但均語焉不詳，更乏對蔣介石策定四川為對日抗戰根據地的前因后果、具體經過的詳細論述。在此，筆者既不敢茍同上述論點，也擬對此間題作一全面的論述。
一、要抗戰勢必遷都
由于歷史的多方面原因，使得中國的一切諸如政治統治的中心，經濟事業的設置，文化教育事業的創立以及軍事防御的部署等大多集中在華北、華東等沿海地區。這種地域分布的差異性，不僅帶給了中國東西部地區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而且更主要的是給中國的軍事防御、國防布署等帶來了諸多不利，這種不利到了本世紀二十年代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掠取了中國東北，其全面侵略、吞并中國的野心昭然若揭之后，表現得更為明顯和突出。對此，一切有識之士都深刻地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并提出了解決的辦法和對策，即向中國內陸發展。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后，國民政府就開始比較認真地考慮戰爭爆發后應取的對策問題，而在這些問題之中，首當其沖的就是政府首腦機關和國家指揮中樞的安全問題，因為此時的國民政府己經覺察到日本軍隊進攻上海的真正目的和企圖，“即系對于首都加以直接危害與威協”。為了挫敗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保證國民政府得以自由行使職權，國民政府于事變后二天即1月30日宣布政府遷洛陽辦公。當時的行政院院長汪精衛在敘及這一重大決策的動機和目的時稱“因為日本一方面以海陸空軍猛攻上海，一面派大批軍艦開到南京，其目的在威逼政府簽字于喪權辱國的條約。當時事機是非常危急，如果錯過了，則將至挽救不及。所以我們即日開緊急會議，決定遷都洛陽，把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放在安全的地位，以便自由行駛職權。”所以1932年3月在洛陽召開的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就將“我們今后是否仍然以南京為首都，抑或應該在洛陽要有相當的時間，或者我們更要另找一個適宜的京部”作為一個“重大問題”而正式提上了議事日程并視之為“此次會議的第一要義”。會議鑒于日本帝國主義對華侵略的步步緊逼以及首都南京在對外戰爭中所處的不利地位，根據當時中國的政治態勢，討論通過了《以洛陽為行都以長安為西京》的提議案并作出了“（一）以長安為陪都，定名為西京；（二）以洛陽為行都；（三）關于陪都之籌備事宜，應組織籌備委員會，交政治會議決定”的重要決議。
國民政府遷都洛陽，是南京國民政府也是中華民國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一方面說明了南京國民政府已認識到首都南京在對外戰爭中所處的不利形勢，另一方面它也表明了南京國民政府對日方針的某些變化，從而作出了遷都這樣一項重大而正確的決策，并開始考慮到戰爭全面爆發后首都的安全與遷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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