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曹文軒說過：“難道僅思想一維就能判斷作品高下了嗎？藝術呢？形式呢？姑且拋開形式不論，一部好的作品，其維度也不當是一項，還有審美之維、情感之維等等——難道這些維度其價值就一定比思想之維低嗎？就布魯姆所指認的‘正典’來看，那些具有文學史意義的大師們之所以是大師，就在于他們能將各種維度均衡地結合在一起。”由此可見，思想之維的過分強調，容易造成文學綜合維度的失衡。
文學創作不能不和現時代發生關系，但是，只要文學是要追求不單一的人世情態所潛隱著的內容——人心的繁富、追憶的駁雜、情感的豐饒、人性的幽深等等——它就很容易不那么被馴服，并必然和自己所處的時代情境和精神流向之間構成或隱或顯的緊張關系。老現實主義注重表達被刺激的人成為被物欲金錢所奴化的異化之物的命運，我們今天的新人文因素，借助現實主義的敘事模式，對現時的質詢或許可以從永長不變的人世間的魅性和人心的魅性找尋中來體現，但是，更多的已有創作現象則是以寫實的飽脹反照文化精神的脈象的虛弱。呈現、想象、回憶和感受，與現世給定的秩序及表征發生質詢和逆反的關聯，構成文學寫作內在的或者形象與故事背后的動力，對現實的精神參與也就自然包含其中。與日新月異的社會歷史的急匆匆往前奔跑的腳步相比，精神漫游的愉悅與生命沉潛的哀樂等等的書寫，像是有所克制的悠緩平靜的洄游。
文學的人文性思想力度正是通過人心的撕裂感和對內心隱秘的充分挖掘來實現的，對于具體的人和廣大的人類而言，相比于對“歷史車輪”的摹畫，對不可清晰把握的浩茫心事的精微勾勒和細致揣摩，更能體現永恒的意義。而這一切，都歸為最簡單的東西，即人與人的人文境遇，不外乎時間/成長、空間/境遇、生活意義/生命價值等等，于此，“生”、“死”、“愛”，這些其實是恒常的而不是日新月異的主題，便自然而然地而不是孤立地包藏在文學思想中。
文學的最終指向，便是通過作為人存在的境況和質量的多維探索，實現健全的人性化生存，從而讓人在心中對真、善、美保有誠意。我們常見的是，將終極訴求任意放逐，把過程性的堆積當成結果——這就是這個時代的思想特質。
所謂“思想”，大都是古已有之的與健全人性的建構相關聯的人類通識，尤其在文學領域里，我們需要謹慎地對待思想性的界域，尤其是要更加謹慎地談論思想的創新，我們從閱讀經驗與思考經驗中可以看到，如果真有所創新，也往往只是對已在的思想的形式、思想某一側面的呈現形態，我們能夠以藝術的敏感予以獨到的表達。
既然是從文學范疇呼喚思想性，無疑思想性寓于文學性之中。我們所要的思想，是文學的，而不是社會學的、經濟學的和政治學的，是文學性前提下的思想，是文學形態的思想。歷史告訴我們，“思想性”一旦作為工具論的借口，文學將出現可怕的貧白。這一點在今天尤其需要我們注意。不然，概念化、主題先行、片面突出現時性思想而忽略整體藝術品性和喪失文學獨特審美特質的傾向，這些曾嚴重妨礙新文學經典化進程和生硬阻隔當代文學與世界文學對話的因素的存在，會與今日中國應有的精神形象背道而馳。（施戰軍 魯迅文學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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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趙舒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