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書一口氣讀下來，你會覺得作者心目中自己是一個散文作者，他也確乎對散文談得最為透徹。金克木一篇，他將學者散文與文人散文、才子散文并舉，說金克木的散文短而容量大，有學者的淵博，無學者的平板，是中國現代文學四代“六朝文章”最后一代的翹楚。史家視野盡現無余，深得我心。而在散文方面談論得最見功夫的，當數他極力稱贊顧隨在《馱庵文話》中使用“詩心”概念，來破天荒評價曹丕的散文成就一事(因為歷來都把曹氏父子文學地位的末把交椅給予曹丕的，論的又是曹丕的文學批評成就)。所謂“詩心”，盡管可以包含我們日常侈談的“情感熱烈”、“感覺敏銳”諸要點，但顧隨更強調的是“一要恬靜(恬靜與熱烈非二事，盡管熱烈，同時也盡管恬靜)，一要寬裕。這樣才能寫出活潑的作品。感覺敏銳固能使詩心活潑，而又必須恬靜寬裕才能使‘心’轉‘物’成詩。”這樣，“詩心”就被醒目地加入了“理智”的要素。然后拿來評價曹丕，顧隨即大膽指出：“中國散文家中，古今無一人感覺如文帝之銳敏而情感又如此熱烈者，魏文帝用極冷靜的理智駕馭(支配、管理)極熱烈的情感，故有情操，有節奏。此需要天才，也需要修養。”世琦細致挑揀出顧隨別出心裁的“詩心”理論，來介紹顧隨關于曹丕散文的非同凡響的看法，不妨說，他真也是有一顆“散文心”的。
“散文心”應以“詩心”為底，感情、感覺、想象應當一樣不缺少。可能不如詩思那么敏捷、充沛，不那么氣勢磅礴，但恬靜、寬裕的標準應當比詩更過之而無不及。又因散文的體式是反虛構的，是要將“真我”植入的，“散文心”就應該更真實、更自重、更輕煙般散淡、更講究氣韻生動。我在世琦的書中讀到談范用、謝大光等編輯家的文字時，尤其感到作者的那顆“散文心”。范用了解每一本書的性格，把它們摩挲著編輯出來，書寫出來，仿佛是作者在用“散文”探討著編輯活動的微妙精細處。談謝大光，因是同輩的編輯家，如同夫子自道。謝大光的編輯視野開闊，對中外散文有獨特的審美愛好，尊名家卻不避有前途的無名小家，隨時學習豐富自己，感深而發，凝結成文，是一個學者型的出版家兼散文家。
不記得是在哪一個學術會上，我們相遇。也不記得是因為什么，偶然談起以往的讀書。我說年輕時在文化枯竭的年代，曾經讀過一本前蘇聯作家寫的《金薔薇》，比十本文學概論都管用，而且篇篇是美文，是用優美的散文故事道出文學活動無法用語言完全表達清楚的一本精妙的書。世琦說，巧了，他也十分欣賞這本書，而且他這個編輯家耳聽八方，已經聽說有新的版本面世了。不久，我的書桌上就擺上了世琦從遠方寄贈的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版的康·帕烏斯托夫斯基的這冊小書。編輯，文藝，學術，統統歸于美哉散文，我翻讀著這本留下我與世琦已逝年華的書，心里不禁涌動起無盡的思緒。(吳福輝 本文系作者為李世琦新作《批評的風骨》一書所作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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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趙舒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