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作家蔣方舟與石康就“金錢觀”的話題展開了一場觀點交鋒。石康直言他目前的寫作只是一種謀生手段，“寫作在本質上是提供一些應用服務，就像我寫《奮斗》一樣，去寫別人需要的，從別人那里換得報酬”，他說自己就是因為依靠新書掙到了1000萬元。
蔣方舟有自己的理解，如果為了錢去寫作，就破壞了寫作的本初意義，“賺的錢的多少，和你撒的謊的大小，是成正比的。首先文人不該窮，我同意一個好的體制、好的社會環境是不會讓一個知識分子和一個有資格發言說真話的人窮的。但即使體制不好，我的觀點是，文人也不應該存在一個主動賺錢的動力。”
這種論爭，我感覺石康和蔣方舟，就像兩條道上跑的車，觀點會有分歧，是顯而易見的。前者是把文學寫作已經物質化、金錢化、工具化了的，是一種看起來很實際、很實用、很有商業價值的思想觀點，而后者對文學寫作表達的是質樸化、理想化、精神化的思想感情，這至少是說出了在如今金錢已經日益影響著文學寫作的時代一種對待文學寫作的純正態度和心跡，表達了在這個文學寫作越來越功利化、商業化的時代，一些作家堅守文學寫作的精神理想的姿態。你說這兩種對于金錢的思想看法，怎能談得攏？
他們的論爭讓我想到文藝評論家朱大可曾說過的關于當代作家寫作、文學寫作價值論的一段話：中國當代文學的核心價值究竟在哪里？它人間蒸發了，完全不能支撐作家靈魂的內在超越，作家書寫的目標只是基礎價值，也就是市場和版稅，而不是終極價值，甚至不是中間價值。石康的說法無疑應該就是這段話當中所講到的通過文學寫作以達到 “市場和版稅”的目的這種情況了吧？
不過，朱大可的話中，實際上也給我們指出了文學寫作存在著大致這樣3種衡量的價值標準，即基礎價值，也就是市場和版稅，中間價值，還有終極價值。這3道文學寫作的命題擺在一個文學寫作者面前，對它的選擇判斷取舍，可以看出一個文學寫作者對待文學的一種態度，但境界高低、理想與功利，卻是再清楚不過了。
那么，我們的一些作家的文學寫作，究竟選擇了哪一種衡量文學的價值尺度呢？從當下一些文學寫作的實際情況來看，我們的不少作家的文學寫作是選擇了為“基礎價值，也就是市場和版稅”的價值追求。不是有人爭著要上“作家富豪榜”嗎？也不是有人自我標榜作為作家的“商業價值”嗎？這些作家的這些文學寫作的選擇，也許很好理解，自古有“著書都為稻糧謀”之說，何況在今天這樣一個已經十分物質化、金錢化的世界。但可悲的是，我們的一些文學寫作者，不僅放棄了文學終極價值的追求，而且，認為文學的價值只有市場和版稅，市場和版稅才能體現文學寫作的價值，于是，市場和版稅取代了文學的精神價值、思想價值和理想價值，成為最高價值。這又造成了目前文學寫作的這樣一種畸形價值現象，衡量一部文學藝術作品，人們首先想到的價值標準，不是文學藝術作品的藝術貢獻，內在精神品質，思想價值。
在最近召開的中國青年作家批評家論壇上，不少文學批評家們認為，如今的一些作家的文學寫作普遍缺乏思想的力量，這是文學的一種悲哀，呼吁讓文學回到“思想的前沿”。但要讓文學回到“思想的前沿”，必須正視的是，現在，文學金錢標準論，文學的物質、財富工具論，正在成為一種主要障礙……（杜浩）
 |
責任編輯: 趙舒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