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外延上看，“國家文化安全”應該包括國際文化競爭和國內文化不良態勢所導致的文化安全問題兩個方面。學術界的討論卻往往只著重關注和強調前一方面，忽略了后一方面所存在的更為深刻和復雜的問題。比如，中國文化語境中存在的消費主義、享樂主義、實利主義等不良價值傾向，就給國家的文化品質和文化發展路徑帶來了嚴重影響。學術界卻很少從“國家文化安全”的角度來給以理論層面的關照和探討。而且，即使從他國文化對中國文化的沖擊和影響來說，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我們也只有首先解決好“內因”方面存在的問題，才可能真正有力地抵抗和應對外來文化的“入侵”，單純的防范，在全球化的時代環境中其實是難以克奏其功的。相關研究對國內文化態勢思考的薄弱，顯然是一個不容忽略的局限。
維護國家文化安全，有消極防御型和積極建構型兩種不同的方式和路徑。消極防御型的國家文化安全觀，往往采取抵制、拒絕的態度。與此同時，積極建構型的國家文化安全觀，對于國家文化的健全、良性狀態到底應該怎樣建構的問題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這正是需要我們思考的。
我們談文化安全，不能以偏概全甚至夸大其辭、危言聳聽，一定要冷靜反思、立足實際。比如說，當前中國文化產業發展還很不充分，因此外來文化的盛行很難說是好萊塢大片和“韓流”等沖擊所導致的。由此可見，雖然敏銳地從一個角度來提出問題，居安思危構筑“文化長城”，以防止“千里之堤、潰于蟻穴”，出發點是好的，但隨著中國本土文化產業的發展和文化遺產保護意識的增強，這種種現象在整個中國文化現實中所占的份額已經大為減弱了。從我們的文學作品、電影、電視更多地受到人們的喜愛，越來越多地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娛樂和審美對象這一明顯的趨勢上看，只要我們苦練內功，提高自身文化產品的水平和吸引力，外來文化便不是威脅，相反倒是一種有益的補充。
外來文化所涉及的內容，主要是文化產業和大眾文化。大眾文化與其說是一種文化創新，不如說是一種文化元素的重新整合，它的日常生活性和文化元素組合性，決定了其文化境界以社會底線欲求為滿足的“低位”狀態。但是，現代社會公共領域的大眾文化，又往往以弱勢、“草根”的文化姿態出現，并以一定程度的異質性、多元性與創造活力，顯示出一種反抗文化權力、追求文化自由的姿態。面對這種局面，我們如果僅僅防范，往往會陷入“一收就死、一放就亂”的局面，實際上是較難成功的。因此，我們在使用“文化安全”的概念時，不能片面地強調對立和防御。
實際上，人類文化之間不是對立關系，還有在碰撞交融的基礎上創造性發展的良性生態。中國輝煌的漢唐文化，就與中原文化對“胡”文化、“西域”文化等等的接納和吸收密不可分，這種接納的最終結果，不僅沒有損傷漢唐時期的“文化安全”，反而大大豐富了那個時代的文化內涵，以至構成了中華民族鼎盛的“盛世文化”氣象。“儒、道、佛”共同構成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核心部分，其中明顯地表現出一種以高端境界為價值指歸的、海納百川的文化胸襟與思想氣度。我們今天思考不同文化的交流和中國文化的發展，也應該著眼于國家文化境界的創造與提升，堂堂中國，應該有這樣的高位思考和境界追求。從當前文化發展的現狀來看，中國“國家文化境界”的提升，需要著重加強以下幾個方面的努力。
首先，我們的關注重心，應該由文化實務轉移到對時代精神現實的關注上來。國家文化軟實力絕不僅僅是文化產業的得失，更重要的是民族精神能力的盛衰。正因為中國現有的文化產品在內涵方面難如人意，才有國外文化產品的長驅直入。所以，僅僅從文化產業、文化實物本身考慮，文化安全的問題并不能解決，“文化境界”的提高更是一句空話。只有真正提高了時代精神產品的質量，才能對國內外的各種低端文化，均具有充分的抗衡能力。
其次，我們的文化交流方針，應該進一步樹立對話、合作、雙贏的價值理念。既然人類文化的發展常常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不是有我無你、你死我活的關系，那么，我們就應當以充分的信任和寬容態度，通過堅持不懈的交流和理解，減少隔閡、化解矛盾，在深層次溝通的基礎上，展開積極的互動與合作。對于外來文化，堅持大膽地接納、有效地轉換和自主地升華；對于國內多元文化，擺脫你蔑視我或我貶斥你的價值立場，努力做到兼容并包、交融補充、共同發展。總之，就是要在“八面來風”的發展環境中，形成一種兼容一切良性元素、凈化一切糟粕的文化發展、價值提升能力。
再次，我們的實踐著力點，應該從安全防范轉移到境界的創造與提升上來。國家文化權力一般是以戰略運作的方式展開，雖然不時對某些細部進行歸置整頓，實際上難以安排處理日常生活的細節。文化資本則往往出于功利算計，無條件地適應這些場所的自在狀態，同時以從內部抵抗或順應生活世界要求的方式，開創自己的“空間”，將其轉化為文化資本的實踐場所、結構范圍。我們既然無法消除資本權力的作用，那么行政手段、安全防范就是必要而非萬能的，不能靠它來解決所有問題。只有切實促成高端文化產品的創造性，從整體上提高民族文化的境界和品質，才能形成巨大的感召力和共鳴度，從而改變不良文化、非中國自主文化泛濫的局面。
總之，我們在文化發展問題上更應當加強的，不只是安全防范意識，更是文化境界提升的理念。只有立足這樣的價值基點來認識和駕馭當今中國與世界的復雜現實，從中捕捉真正具有生機與活力的精神方向、文化境界，并以之引領時代文化的發展，我們才能更有效地提高國家文化的“軟實力”，不卑不亢地對外來文化進行對話乃至交融，從而在更高境界上達成國家文化健全、和諧的發展。
責編：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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